香港中文大學第五屆崇基基督教文化節將於2012年三月六日舉行,邀請了內地著名基督教藝術家島子,舉辦名為「輓歌與贊美詩」聖水墨作品展。策展小組人員特地於2011年12月中旬到北京清華大學探訪島子老師,訪問他關於聖水墨以及內地基督教藝術狀況。
問:策展小組人員 島:島子教授
問: 老師你好!你現在做的藝術類型叫「聖水墨」,「聖水墨」的涵義是什麼呢?
島: 「聖水墨」是一個理念,也是我一種創作方法。它是聖言的實踐,把上帝話語和神學思想可視化,或給出一種合適的視像。關於「聖水墨」,英文的翻譯叫 「Saintism」,「Saint」 就是「聖」,而「Saintism」是特指自己從事的這樣一種水墨創作。首先,聖水墨不是說創作者是一個聖者、一種自詡、或是代表我就是一個聖徒,而是希望表達從聖言來的、受聖言啟示和聖靈的引導所創作的一種水墨。
從2000年起,我開始思考如何將水墨這種傳統媒介融入基督精神,透過不斷讀經、禱告;通過聖言,和個人得到的啟悟、啟發、啟示來進行創作。
一方面「聖水墨」是我給屬靈水墨的一個命名、概念;同時,我亦嘗試在中國藝術史上尋找;我不否認在我這裡有一個比較新的開轉,但這以前已有前輩,譬如三四十年代中國的輔仁大學美術系的藝術家,已開啟了進路。如他們的系主任陳路加,還有當時比較年輕的教師陸鴻年等,他們那一批作品,我在多年前就開始看印刷品,一直到今年夏天我在德國聖奧古斯丁修道院/神學院及漢學中心的博物館裡才看到真跡,給了我很大的啟發。
當時輔仁大學的「聖藝創作」媒介雖為水墨,但那時候他們沒有稱為「水墨」,而是所謂「中國畫」,畫法是「兼工帶寫」的。而我這些作品力圖融合中西繪畫的道統真傳,即便是從趙無極到吳冠中的那種風格論、形式主義式樣的融合,也並不適合聖水墨法則。
維特根斯坦說,「要改變生活,首先要改變語言」。海德格爾說「語言是存在之家」。多年前,我就用水墨在宣紙上臨摹過拜占庭聖像畫、中世紀的基督教繪畫以及古俄羅斯聖像畫。當然,近20年來,我都在研究現代藝術以來的各派藝術語言風格,如20世紀抽像性、表現性及觀念性的繪畫語言。在中國書畫傳統方面,用心多在中國文人畫的尚意傳統,也潛心披瀝金石、碑刻、草書的書法傳統。倪雲林、龔賢、青藤、八大山人、苦瓜和尚等傑出畫家的寫意水墨一直是我的楷模。
水墨藝術的黑、白秉有形上的肅穆感、聖潔感,可以寄予苦難及救贖的意像。我的展覽題目為「輓歌與贊美詩」,輓歌——黑白韻章,悲哀、歌哭、安魂、悼亡,為殉道者、為聖女林昭,為苦難的無辜大地、為生命和思想的自由,也為前年逝世的母親,基調是格裡高利式的聖詠;贊美詩——金色和藍色為主色調,是屬靈的、透明透光、屬天的純潔色彩,贊美即盼望、感恩、愛、抒情與祈禱,我們因著信而得自由,而免於恐懼,免於被原罪誘惑。我就這樣走過來,在一個生命更新、信仰堅固的過程中,用這樣一種水墨來強化我的信念和堅持。

問: 可以簡單介紹基督教藝術發展的情況嗎?
島: 基督教藝術可分兩種,歷史上有一種是屬於教會或教會裡面發生的,如從拜占庭發展的基督教壁畫和造像、俄羅斯東正教的聖像畫。它本身是聖經經文銘文的有機部分,是基於聖言的藝術,富於教育的功能,但它給予聖像以藝術歷史的價值;聖像本身不是神聖者,它是感知、領悟上帝的符號、形像,是一種為宣教和服務於教會的藝術。另一種基督教藝術,是廣義的。它也基於聖經、聖言,特別是基督徒藝術家所創作富於靈性、詩意、美感和想像力的藝術作品;它隨著時代,隨著藝術史風格、流派演變而奔湧不息、豐富多彩,並通過藝術史的視覺經驗積累,把這些手法運用到廣義的聖藝創作中,榮神益人,藉創作啟示和安慰人的心靈。基督教藝術呼喚一種當代性,但這種當代性絕不可能在當代藝術的樣式中建構起來,你栽種的是番茄,如何指望采摘銀杏。
問: 歸信基督對你的生命有什麼改變?
島: 這是一個偉大的恩典,對我的生命、藝術和學術都有著一個關鍵的改變和轉折。準確的時間是1997年,當時決志,一年後領洗。我在八十年代讀大學的時候寫現代詩,翻譯美國自白派詩歌,受現代主義影響,傾向純化語言,詩風玄虛,意像晦澀,表現內心的苦悶與壓抑,充滿矛盾與掙扎。大陸這時期的詩歌被稱為「朦朧詩」,當時我和一批先行的青年詩人被稱為「朦朧派」詩人。之後,我開始在北京師範大學研究現代文學與藝術理論,主要是西方的文藝理論和美學,中間令我產生心靈力量的,不外乎是基督教文化和神學思想。
特別是二十世紀的西方藝術,像艾略特 (T.S.Eliot) 。他寫的《荒原》、《大教堂謀殺案》非常深刻有力,諷喻人在現代化廢墟之上經歷了一種無家可歸的無奈處境。《荒原》的意像裡面其實是在呼喚彌賽亞、呼喚聖靈;還有二十世紀德語詩人裡爾克(Rainer Maria Rilke) ,他的詩裡始終在尋找上帝。到藝術裡尋找上帝的就更多了,如夏加爾(Marc Chagall)、梵高(Vincent Willem van Gogh)等。梵高有很多作品有深刻的基督精神內涵,如《太陽》中,表現對生命的熱烈贊美;不過他的自殺對我來說,是個好大的疑問:既然他有這麼一種的信仰,有慕道的信心,為什麼會自殺呢?
這個問題不斷會回到我這裡,追問我。讀保爾.策蘭的詩歌、讀自由主義神學也有歸信之後的衝擊。但在那個過程中就更加深悟出,人離開了神這個維度必然的命運。本來人的存在就有神、人和自然三個關聯維度:當人和神的關系緊密建立起來、人和自然的關系就會親和,因為自然是神創造的,上帝與創世同一,自有、永有,同樣人與人、民族與民族的關系當是弟兄姊妹的和睦相愛,愛上帝,且愛人如己。如《創世記》開篇所言,宇宙真光-神的話語澄清了混沌,把天空與陸地分開、把海洋跟陸地分開,創造萬物和男女;人的自由意志離開了神的智慧必然就會自我為義,不會把這些(自然)看作是恩典,所以有生態危機、環境惡化、貧富懸殊、人權不彰,都因為人不認識神,且拒絕神,進而拜權勢者及其集團為神;還有人和他人、社會的關系:人為什麼愈發無信無義,越來越冷漠了?說話口不對心,為文膚淺八股,一些年輕人甚至跟自己的親人都疏離,夫妻、朋友、同學最後就只是物質利益關系。要知道,神的恩典給人足夠用一生,但當神與人這個維度被切斷了,人跟自然、他人(人的社會性)也出現了很多的問題。
如果我們用屬靈眼光能重新來審視歷史、社會、藝術、文化經驗,再回到自己的創作中,就全然不一樣。作為基督徒藝術家或學者,我的寫作、繪畫、藝術、學術是一個「變血為墨」的過程,這個血就是恩典,是上帝的寶血;通過我的心髒、氣息和十指,對我的靈魂拯救、啟示,成為我的血,基督的血也是我的血,血開始變成墨,這水墨,我就坦然稱它為「聖水墨」。這個「聖」其實是由基督耶穌來的,不是我「聖」,沒有基督,「我」的意識和思想都是一團混沌。否則,「我」算什麼?上主竟然顧念「我」。所以,為什麼這些水墨會感人呢,為什麼在展場看畫有那麼多人感動?我深信這種普遍性的力量、啟示性的感悟都是來自於上主、來自聖靈的做工。由於這終極的秘密被打開,聖水墨的水不是自然的元素,而是施洗之水,墨也不是一種傳統繪畫材料了,而是源於基督的寶血與氣韻,筆的抒寫、提按、使轉,都靠聖靈的運行。所謂「氣韻生動」,當如此理解。在基督裡面,一切都是神的器皿,筆墨、藝術、藝術家,概莫能外。

問:對香港的展出有什麼期待?
從籌委會主席伍渭文牧師及邢教授給我的數據,我知道崇基文化節在華人/漢語的基督教的區域性已經對電影、神學、美術、音樂產生了良好的持續影響。基督教作為大公宗教 ,其結出聖靈的果子,首先就是文化,文化的福音化,已經不僅僅是願景,我們要把這些神賜的果子分享給更多的人。我希望這些作品能夠跟主內的弟兄姊妹來分享。同樣重要的是,香港中文大學作為國際性的人文、思想、科學的基地,有我敬慕的教授和諸多學者,因此我也期待和不同學科、不同信仰的師生交流、分享,無論是心靈上、思想觀念上,乃至於藝術創作方法和理論,這也是我為什麼欣然接受到文化節的邀請。這一段時間我一直在全力准備,近來給紅星畫廊個展准備的新作品,其實也就是為這個文化節專題巡回展覽所做的。
關於筆名
「島子」是我在1980年代初開始寫作時的一個筆名,一方面因為我是山東青島人,另一方面,作為一個學者、詩人或藝術家,我非常向往先秦那個是多元的、開放的「子學時代」。
先秦諸子之後就是經學時代,子學各派的學說形成了經,後來就是讀他們的經了。先秦時代諸子百家各種思想學說還是開放的,並開始影響到中國文化的核心價值;到了唐代為什麼能夠接受基督教,就是因為在唐之前,已經有一個多元的中國文化結構;景教在唐代自然就被高宗皇帝、宰相房玄齡以及文人、貴族所接受,還有平民也覺得是天啟正道。你看景教流行碑,裡面寫得多精彩 ,多麼高古深奧,所以我特別向往這樣一個子學時代。這個時代也稱為(由德國哲學家雅斯佩斯(Karl Theodor Jaspers)所提出的)「軸心時代」,那時上帝的恩典已經降臨我們這裡,神州就是這個意思,包括希伯來文化、希腊文化等形成軸心,
這個筆名用了三十多年,現在想也就是神的恩典、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