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礼逊生于一个督教家庭，年仅十三岁已懂得背诵《圣经》诗篇中最长的一百一十九篇，反映神的话语早已刻在他的心板上。他父亲经营一家专造鞋底的小店，家庭经济拮据，但马礼逊明白生命的尊贵，不在乎人的出身，只在乎人生是否为上帝使用。他在日记中这样写："我挚诚地希望成为上帝合用的器皿，我愿意摆上自己，奉献自己，让上帝使用"。
十五岁的马礼逊已有宣教的心志。十九岁跟从老师学习拉丁文和希腊文，装备自己。由于当时从来没有宣教士到过中国，马礼逊自然也没有想过去中国，他打算前往印度或非洲。想不到伦敦差会派他去中国，并要求他完成两项艰巨的任务：翻译中文《圣经》和编纂《英汉字典》。这反映了差会的远见，看准了向中国人传福音和促进中西文化交流的最有效管道；马礼逊踏上征程，反映他愿意放下自己，顺服神！
马礼逊深知前面是漫漫长路，孤立无援！他在日记中流露了自己是何等软弱；但他坚信神的能力比他的困难大，他不住地祷告，祈求神在他抵达广州后，赐他一个美国人的家庭接待他，神应允了他的祷告！由于他太太的健康很差，需要返回英国养病，一别就是六年，重逢后不久，太太因难产早逝，孩子亦胎死腹中，打击至大！马礼逊要父兼母职照管儿女，又要在东印度公司担当全职翻译员；更要马不停蹄地翻译《圣经》和编纂字典。身心耗尽，鞠躬尽瘁，至死方休。马礼逊真正做到了舍弃自己，他的信仰和生活是完全一致，是我们效法的榜样！
马礼逊之后西教士纷至沓来。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戴德生和李提摩太。戴德生是第一位从中国沿海富庶地区，进入内陆贫瘠和更有需要地区的宣教士。他在1865年创立"内地会"。他宣教的重点是草根阶层。为了认同中国人，他放弃原来的生活方式，改穿儒服，蓄留长辫。戴德生深信宣教既是神的心意，若宣教的方式也符合神的心意，宣教计划必蒙神的看顾，因此内地会的宣教事工都凭信心仰望，不再倚赖本国的供应。
李提摩太的宣教策略与戴德生的截然不同，他走社会高层和文化路线。首先他透过参与华北大旱的赈灾，让福音切入中国，与中国的官绅建立关系。他与李鸿章、张之洞、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都有很多交往。1891年李提摩太创立"广学会"，翻译和出版西方文化历史的书藉达二千多种，把西方文化、社会价值和信仰根基都介绍给中国。1900年义和团之乱后，列强要求中国赔款。李提摩太倡议各国在赔款中拨出部份，在山西设立大学，推动中国的普及教育。
马礼逊和其后的宣教士留给我们什么？李牧师认为最主要是他们对神的忠贞，愿意付代价和对人的真爱。他们坚毅不拔的足迹，布满神州大地。他们明白一切事工的主权都属神，所以不恋栈。远在1949年以前，西差会已著手交棒予华人。49年后西方宣教士全部被逐出中国，但他们留下佳美的见证，已足够让中国教会，尤其是家庭教会经得起风雨，根深叶茂地成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