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福音时，"十字军"（ Crusade ）是个软肋。比较有文化的朋友，一说起十字军的问题就来劲，往往让基督徒语塞。
在普林斯顿大学（ Princeton ）一次有关"科学与信仰"的研讨会上，几位福音派思想家都在场，包括普兰丁格（ Alvin Plantinga ）、麦格夫（ Alister McGrath ）等大将。因此，最后大家几乎都没话可讲，似乎非接受基督教的观点不可。但，有一个人在听众席站起来上说："你们讲的都很对。只是有一点：难道你们想回到中世纪，要产生十字军；你想要这样的一个社会吗？"那几位福音派学者竟一时回不上话。
对十字军的历史评价，立场上的差异可谓天差地别。天主教对十字军有其解释，只不过有时被人忽略；更正教也有看法。但有文化的华人大多不是从信仰的角度来看，而是从反基督教的立场来看。
倘若用基督教的思想来研究这段历史，就会发现一些现象很有意思。比如，被称为"中世纪修士楷模"的伯纳德（ Bernard of Clairvaux, 1089-1153 ），是圣徒中的圣徒，但他直接促成了第二次十字军东征。圣法兰西斯（ Francis of Assisi,1182-1226 ）是位和平主义者，但他也参加了第五次十字军东征，只是没有参加战斗，而是去向伊斯兰教的首领传福音。由此观之，十字军并不是单一的现象。如果你问当日的这些圣徒，对十字军的整体观念为何？他们应该还是认可的，至少是默许的。甚至神学家阿奎那，即使在他的时代十字军已经走下坡，他仍为十字军辩护，认为其原则是对的。
作为基督徒，我们应当去理解十字军究竟是怎么回事。
两个概念
首些，有两个基本概念需要澄清。
关于早期穆斯林国家的政教关系，有一点需要特别注意。穆斯林把其他宗教分成两类，基督教和犹太教属一类，因他们也读神的"书"，所以被称为"书的子民"（ People of the Book ），与拜偶像的人不可同日而语。拜偶像的人是要消灭的，但基督徒、犹太教徒只是迷途的羊，还可挽救。
"义战"与"圣战"在概念上也需要区分。"义战"是指不得已而为之的战争。对战争本身，基督教的神学一向不持积极态度，认为只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才可进行。为了公义等原因不得已而为之的战争，就是"义战"。既然基督徒做所有的事情，都是为了服事上帝、荣耀上帝，因此"义战"也可视为上帝的使命，是行善，不是作恶。"圣战"则是以积极的心态去从事战争，把战争行为直接视为上帝的使命、上帝的呼召，为了上帝的国度去打仗。
一般人常把"十字军"与"圣战"相连，但前面提到的几位中世纪大人物，却都把它视为"义战"。
历史背景
在此稍微介绍历史背景。从文明的程度上看，当时的拜占庭帝国（东罗马）是老牌帝国，相当于那时的宋朝，文化发达。而穆斯林兴起了几百年，正值中兴时期。就文明冲突而言，当时相争的是拜占庭与穆斯林；就当时的基本国际形势而言，拜占庭的国势在走下坡，穆斯林气势正旺。
再回顾一下伊斯兰教的崛起之路。在伊斯兰教之前，叙利亚、埃及、北非、西班牙，都是基督教的势力范围。早期基督教的五大城市是耶路撒冷、安提阿、亚历山大、君士坦丁堡和罗马。而伊斯兰教从第七世纪初发展迅速，几十年间便把东方教会（除君士坦丁堡之外）、和西方教会（除罗马之外）的大部分地区都攻下了。第八世纪，伊斯兰教还征服了西班牙半岛，后来欧洲的名将铁锤查理（ Charles the Hammer ）阻拦了穆斯林帝国北上，欧洲才没有变成伊斯兰教的地盘。
有人说，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是西方基督徒因为受到威胁才发动的。其实西方所受的威胁并不是立即的，东方的拜占庭受到的威胁则非常实际。1071年他们在曼兹科特（ Manzikert ）大溃败，连皇帝都被穆斯林俘掳。尽管当时东方和西方的教会和政治已经分家，但在东方有事时，西方不能不理不睬。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就是因为拜占庭的皇帝来求救，才发生的。
第一次十字军东征
乌尔班二世（Urbanus II, 1042-1099）1088年出任教皇，力图改革教会。一般人以为中世纪教皇的权势很大，但多数时候情形并非如此。乌尔班就任五年以后，才能去罗马行使教皇的权威。不过他的确很有雄心。
1095年3月，拜占庭皇帝亚力克修斯一世（Alexius I）差遣使者到西方求救，于是乌尔班展开行动，和贵族商谈，游说欧洲。他在克莱蒙特（Clermont）著名的讲道，是第一篇呼吁十字军的信息，内容有三个要点。最重要的一点为：主内的东方弟兄蒙难，现在是个好机会，展现我们在基督里的爱心，况且圣城（耶路撒冷）已经失去多少年了，现在可以去收回来。第二点则强调穆斯林的野蛮。这说法可能有两种原因，一是或稍有事实的民间传说；另一则可能并没有真凭实据，只是乌尔班利用了民间传说，作战前动员。第三点就是所谓的"圣战"观念。中世纪有炼狱的观念，为死时还不够上天堂标准的人"补课"。乌尔班宣称，任何人只要为了上帝的缘故去把圣城夺回来，之前所犯的罪就既往不咎，炼狱不用去了。这个宣告产生很大的作用。
1096年十字军出发的时候，场面很悲壮。那时生产力低下，道路不便。数千哩跋涉，无异一去不复返。很多人都变卖了家产，在服装上绣了十字架；他们的整个心态就是为了上帝。那次征程伤亡很大；从物质上来说，他们所赚到的，远不足以补偿开始时的损失。
当时，有些人表现出基督徒生命美好的一面。一位贵族作出撒该式的悔改，把先前用不太正当的手段霸占而得的财产还给了原主。可以说，参与者都存著还债式的心态去冒险，并不是后来西方人探险式的心态。他们是为主、为上帝，去付上性命和代价。中世纪的人觉得，寻求上帝的救恩最为重要。只要有一个办法可以上天堂，而且有教廷的认可，他们甘愿为之丢掉性命。
古代战争有一惯例，攻下来的城市要立威，即是屠城。所以1099年十字军攻下耶路撒冷以后，也这样做。不过人数没有流传的那么多。13世纪的穆斯林说杀了7万人，十字军当时的目击者称杀了1万人，但现在学者估计，应该只在3千人左右。本文只想表明，十字军并非杀人狂、嗜血魔。事实上他们进城后的第一天，就是屠城的那一天，是以公共敬拜作结束。所以屠城较应视为是古代战争中的常态做法，并非十字军特别凶残。
拉丁王国
当时穆斯林世界正逢内乱。十字军之所以能成气候，这是主要原因。其实从那时近东的情势来说，十字军只不过被视为一小群野蛮人，占据了一个不特别重要的地方。
占领耶路撒冷后，大部分十字军都选择回去，剩下的只有300多名骑士，2000多位士兵，不到当时还活著之军兵的1/5，而存活者又只有出发时全军的1/5左右。所以，"这些人来发财"之说根本不成立。留下的十字军在耶路撒冷的统治方式，跟原先的穆斯林差不多，因为在当时当地行之有效的，就是那种模式。
那时乌尔班已经死了，他甚至没有听到耶路撒冷已被攻取的消息。攻城的主要英雄戈弗雷（Godefroy de Bouillon, 1060?-1100）做了守护者，但他没有称王，因为他的目的是服务教会。一年后，他也死了。1113到1119年，是十字军拉丁王国的转折时期，掌权的法兰克人想要扩张，却打不赢穆斯林，只好缩回去防御。
在穆斯林世界，比较正式回应十字军的，是当时统管伊拉克一带的赞吉（Zangi, 1084-1146），而其中还有一些偶然因素。那时拉丁王国和穆斯林各王国之间的关系，信仰因素的影响不大，更像政治上的合纵连横。赞吉想将势力扩张到叙利亚和巴勒斯坦一带，因此在1144年攻取了被拉丁王国控制的埃德萨（Edessa）。这消息传到欧洲，引起震动，于是产生了第二次十字军东征。
那时距离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已经半个世纪。当时欧洲人认为，第一次东征胜利是神特别的恩惠，像是神迹，可遇而不可求。他们并不好战，因此这些年没有再发动战争。但现在，上帝赐给他们的土地被夺走了，所以要有所行动，于是有了第二次十字军东征。
这一次，欧洲的封建王侯（法王和德王）都要御驾亲征。一方面表明他们愿意牺牲──因为宫廷变动牵址重大，而什么时候能回来，却是未知数。另一方面，这样的行动促成了欧洲民族主义的兴起，开始凝聚民族国家的力量。
赞吉的继承人是他两个儿子。大儿子得到当时的伊斯兰文明中心巴格达，小儿子努尔丁（Nuruddin）只好专注于取得巴勒斯坦，结果与第二次东征的十字军对上。努尔丁取胜之后，声望提高。但拉丁王国对他并不重要，他的雄心是伊斯兰帝国。对他来说，基督教的真正压力来自拜占庭帝国。
1174年努尔丁意外病故，传奇英雄萨拉丁（Saladin）成为穆斯林世界新领袖的强有力竞争者。他虽然握有重兵，但人在埃及，而穆斯林世界的中心是巴格达和大马士革，要占领这些地方才是文明世界的领袖。他要从埃及北上，就必须经过耶路撒冷。所以萨拉丁1177年就开始攻击拉丁王国，1187年7月，他在耶路撒冷外围的哈丁之战中，夺得基督徒所宝贵的圣十字架，9月耶路撒冷就被攻陷了。
萨拉丁取城之后，并没有屠城。但其实这是出于耶路撒冷守军的要求，他们以血拼作为威胁。这件事并不表明伊斯兰教比基督教更仁慈，证据是：萨拉丁事后并没有把这点当成戊珓霁迭A反而为自己没有屠城辩解，说是为了保护上帝的子民（指穆斯林）。似乎他是怕让人笑话，说自己软弱。
萨拉丁攻陷耶路撒冷，很自然导致第三次十字军东征。在此不多谈。
第四次十字军东征
英诺森三世（Innocent III, 1160-1216）上任时，教皇权达到巅峰。他热心于收回耶路撒冷，对以前十字军东征的失败有很多反思。他下的结论为：首先，拉丁王国的基督徒有罪，因为把圣十架丢了；就像从前的以色列人之所以会丢了约柜，是因为他们拜偶像，以致受到神的惩罚。此外，还有属世的原因，包括组织差、钱不够等等。
至于怎么改进，当然首先要悔改，教会要改革。然后要严选军事人员，指定教皇代理人。最后是发行赎罪券。以前靠捐款，现在则是摆明要人购买赎罪券。效果怎样？一言以蔽之，成效甚微。1199年3月、12月，英诺森两次到欧洲各地去呼召，王公、主教没人理他。因为英法德都在内斗。
第四次十字军真正的组织者，与英诺森关系不大。他们在1201年4月跟威尼斯的商人协议，付8万5千的银币，计划载3万多士兵，4千多匹马。但到1202年夏，只有一万多人到达出发地集合。这些人砸锅卖铁，还差3万多块。于是威尼斯的商人要求他们，去攻打自己的商业对手──扎拉（Zara）的人；但扎拉是位于基督教的版图之内。这批十字军果真去打了。英诺森知道了很生气，要开除这些人的教籍。但打都打了，又能怎样呢？
折腾大半年，到1203年翻春，尘埃落定，但给养又快吃完了。恰好这时候，来了一位被流放的拜占庭王子，声称叔叔篡位，所以要求十字军帮忙救出父亲，把叔叔赶下台，条件是自己上台后，会给十字军提供丰厚的帮助。结果就出现西方基督徒打东方基督徒的一幕。但十字军占了君士坦丁堡以后，才发现情形不对头，王子的王位不稳，很快就被政敌暗杀。而十字军突然发现自己地位难堪，索性破罐破摔，又进攻了一次君士坦丁堡。
总结来看，英诺森远不像坊间想像的那么强势。英诺森所代表的教皇权力虽然已是最高，也没有人听他。1213年他开始策划第五次十字军东征，卖赎罪券。其实从前的失败并不完全是钱的问题。到1216年他去世的时候，第五次东征都没有成行。历史上实际的第五次东征，是1219年发生的。
拨开迷思
十字军是不是基督教的侵略战争？
若说十字军是防御，但跑到人家的地盘上去防，说不通。但要说十字军是侵略，显然也不是帝国争霸式的侵略。
从文明冲突的角度来讲，穆斯林其实一直占上风。以奥特曼帝国（Ottoman Turks）为例，在极盛的时期，它的版图一直到维也纳和威尼斯附近。事实上，1453年君士坦丁堡被攻取，拜占庭帝国完全被穆斯林灭了。（君士坦丁堡即现在的伊斯坦布尔）而直到近代西方工业革命以后，穆斯林才出现颓势。
十字军贪婪？
过去有人认为，中世纪贵族的"红二代"无所事事，所以才发动了十字军东征。现在的研究从根本上否定了此点。事实上东征耗资巨大，导致了中世纪整个社会和经济结构的变化。比如，卖赎罪券导致宗教改革的产生。第四次十字军的丑闻，主要原因也是为了筹钱。第七次十字军东征，费用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室一年收入的六倍。
而东征返乡的人大多变成赤贫，很多人因此进入托钵（乞讨）修会。虽然东征归来可能一无所有，但参与的民众认为，他们的灵命可以得到保障，所以还是愿意去。当然，也有个别贵族发了战争财。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迦密修会（Carmelites）的形成。据传它是参与东征的一名骑士创立的，最初设立在迦密山，因而得名。这个修会特别强调默想式的祷告。中国家庭教会所推崇的一些属灵伟人，如劳伦斯弟兄、盖恩夫人等，都属这个修会。
十字军残忍？
对这个问题，首先要了解古代战争的一些情况。本文只想澄清，十字军并不比同时代的人更野蛮。如果真要比较，可以说十字军其实还算节制。那段时期在中东的战争，比同时代另一些地区的战争更有节制。这其实和十字军的信仰有关。当然，战争总是野蛮、残忍的。现今的历史学家承认，十字军并没有那么血腥，这也只是相对而言。
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冲突？
事实上，从穆斯林世界的文献看，直到现代早期，他们对十字军的战争都相当忽略。比如，对他们而言，伊斯兰教的英雄不是萨拉丁，而是努尔丁等人，因为他们跟拜占庭帝国打，跟入侵的蒙古人打。去攻打十字军，还称不上英雄。
一直到1865年，穆斯林的文献里才开始谈论"十字架战争"；1872年才开始对萨拉丁感兴趣；到1898年，奥特曼苏丹才开始谈论"西方对我们的十字军侵略"，1899年才有了第一部十字军史。但1865年是西方启蒙运动之后的帝国主义时期、殖民主义时期，一些西方人开始反省，因此有了这类说法。若说穆斯林是借用了启蒙运动人士的辞汇，或许也不为过。
1948年之后，现代的以色列国诞生，这件事给穆斯林世界有了批驳十字军的新材料。
顺便澄清一个误解，就是所谓2004年教皇若望保禄二世为十字军道歉的事。事实上他不是向伊斯兰教徒道歉，而是为第四次十字军东征攻打君士坦丁堡的事，向希腊地区的东方教会基督徒道歉。
思潮的变动
从中世纪到启蒙运动之前，对十字军基本上是肯定的，认为它是对信仰的积极表达，并不是要去抢东西，而是赔本的买卖，把身家性命全投进去了。十字军的精神是为著上帝舍去一切，为了制止公共的恶而献上自己的生命。
当然，对十字军也有批评和反思。在宗教改革之前，就有人对十字军作反思，不过多半是针对技术层面的问题。到了宗教改革时期，反思则进入了神学层面，比如前面谈到的政教合一、善等等。
从十七、十八世纪的启蒙运动开始，对十字军的评价基本上都是负面的。在宗教改革之前的文艺复兴时期，和宗教改革时期，这种趋势已有先兆。很多人文主义者，都是持反教会、反信仰的立场来批评。对他们来说，骑士是很滑稽的名词，十字军则是糟糕的、野蛮的、冲著钱去的。那个时期盛行的思想是宗教宽容，推崇所谓理性宗教。如此一来，十字军自然成为坏的典范。他们举出伊斯兰教徒对基督徒的善待、宽容、没有屠城等，作为对照，认为基督徒应当向伊斯兰教学习，向东方的佛教学习。
启蒙运动之后，十九世纪至二十世纪初的浪漫主义时期，又有另外一种思潮，是对启蒙运动的反弹。启蒙运动强调理性至上，浪漫主义则说，人不是完全由理性来界定，人有情感，更有宗教情感。这段时期自由神学勃兴。左派人士（如马克思等）认为，十字军是一帮野蛮人，要去杀人、抢钱；但右派却为十字军辩护，说十字军是好的。因为十九世纪盛行西方中心主义，帝国主义，认为殖民主义是好事，他们找到的先例就是十字军。因此，右派主张十字军是原始帝国主义、原始殖民主义，是民族主义的骄傲。
但二战以后，全世界的思潮变成反殖民主义，尊重各民族独立，反对意识形态战争。如此一来，十字军就不仅仅背上野蛮的黑锅了。现在很多人仍用这套标准来批判十字军史。
二十世纪70年代后，有两个原因促进了对十字军的研究，即普世教会运动和911的刺激。普世教会运动导致从东方教会的视角来看待十字军，911之后则开始从伊斯兰教的视角来谈。
结论和反思
在此要提两个问题。第一是：思想和教育背景对我们认知的影响。笔者以前对十字军历史的认识，就像文章开头那位提问的人一样。甚至在读神学时，教会历史书上也语焉不详，以讹传讹。直到普林斯顿那次讲座以后，笔者才开始对相关材料作深入的查考。
第二个是：信仰对我们生活的意义。十字军行为的本身，对现代人而言，当然不适宜直接搬来应用。但值得思考的，是他们行为背后爱神的动机。他们采取的行动，只不过是信仰在当代的一种表达方式。其实，当今的信徒和他们有很多共通的地方。前面提到，中国家庭教会所重视的灵修根源，有一部分可以追溯到当年。那些信徒对神的委身、对属灵之事的追求，至今仍然激励著我们。中国家庭教会的韧劲，与这种灵里的渴慕紧紧相连。这也是上帝奇妙的作为。
注：本文源自《恩福杂志》，经刊主蒙允转载，题目略有改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