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福增论文《反右派斗争与中国基督教》:百家争鸣实为引蛇出洞

邢福增论文《反右派斗争与中国基督教》:百家争鸣实为引蛇出洞
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神学院院长邢福增教授。(图:网络图片)
中国于1956至1957年间,整顿知识分子,发动反右派斗争,反右运动期间约有55万知识份子被打成右派,这场运动在中共建国史中占重要的位置。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神学院院长邢福增教授,于《二十一世纪》双月刊(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2017年12月号(总第164期)发表论文评析,并以基督教为讨论重心,藉官方档案及教会文献,重构历经1949至1956年革命洗礼及社会主义改造的中国基督教卷入鸣放及反右的过程,其中特别关注反右派斗争对基督教的冲击及其对中国政教关系的意义。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引蛇出洞

文中指出,1955年底,随着中共以发展农业、工业为工作重点,中国的政治形势稍呈宽松。毛泽东为争取知识份子,在1956年4月及5月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许多在鸣放中表达意见者,悉数被划为右派份子。后来毛泽东更称鸣放为"引蛇出洞"之"阳谋",目的就是要将右派引出来。当时被划为右派份子者涉及不同界别,包括民主党派、教育、文艺、科技、工商、知识界等,其中较少为人关注的是宗教界。宗教界的反右运动,又以天主教及基督教所受的冲击最大。

数名宗教界代表如吴耀宗、陈崇桂(基督教)及赵朴初(佛教),也发表对落实宗教政策问题的意见。

吴耀宗提出在贯彻宗教政策上出现"有形"及"无形"的问题。所谓"有形"问题,指全国若干地区在土地改革时被勒令暂停聚会的教会,至今仍未容许恢复礼拜,也有一些干部制订一系列的禁令,不准教会收取奉献、不准修建礼拜堂、不准发展信徒等等。在"无形"问题方面,主要有两种不健康的现象:一、有机关及学校对基督徒采取歧视的态度,无论其工作或学习表现如何良好,宗教信仰都被视为缺点,只要信仰基督教,就被看作是"有问题的人";二、各地出版批判宗教的书籍中,有不少是"片面的、主观的、不符合事实的、一笔抹煞的",对宗教有不公正的看法,也无视中国宗教界的爱祖国、爱和平的运动。

陈崇桂在公开场合批评宗教政策出现偏差。他重申信教与否、有神或无神的问题,乃人民内部的思想矛盾,而非对抗性的矛盾。他引述干部所言:"你们信上帝的人,要把你们的上帝丢在粪坑里。"对于这种近乎侮辱宗教的言行,陈崇桂极为不满:"在我们辩论有神无神的时候,你若侮辱神,亵渎神的名,你若强占礼拜堂……比挖我们的祖坟,给我们的刺激更大。"

他并指国内出版不少批判基督教的书籍,不少是"我们基督教自己神学院里神学教授批判基督教的资料",他们用"现代派"的科学方法来"批判圣经"。

反右斗争 基督教界被整顿

正当各地吹起鸣放之风,一股暗涌逆流却已经在中共中央泛起。1957年5月,毛泽东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指民主党派和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乘着鸣放的机会向党进攻,企图取代共产党领导,并将之定性为具阶级斗争性质的政治斗争。毛泽东决定发起一场对批评者的大清算与反击——反右派斗争。按中共中央定义,"右派份子"即反对社会主义;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反对民主集中制;反对共产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领导地位;以反对社会主义和反对共产党为目的而分裂人民的团结。 《天风》编辑部在6月下旬组稿表达"坚持人民立场,捍卫社会主义"。同时刊登上海市宗教事务局局长盛志明于6月11日全国三自常委会召开的扩大会议上的讲话。盛指出,鸣放的目的是帮助共产党整风,但却有右派份子乘此机会散布反党、反社会主义、反对人民民主专政的谬论。

同年8月,曾在鸣放期间表示宗教政策存在"有形"及"无形"问题的吴耀宗,反过来批判社会上一般的右派份子,指"他们的野心就是要篡夺党的领导权"。一场针对基督教的反右派斗争,即将全面触发。

斗争延至基督教内

1957年10月28日至12月4日,全国三自常委会在北京召开第十次(扩大)会议,会议的重点就是要揭露和驳斥基督教内少数的资产阶级右派份子,他们"披着宗教外衣,用两面手法,以"为了信仰"、"为了教会"作借口,破坏三自爱国运动,散布反动言论,欺骗和挑拨善良信徒,企图达到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目的"。

吴耀宗在会议亦指,社会主义教育就是"洗澡",帮助教会人士"把一切污秽洗干净",辨明"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大是大非"。

斗争致使教牧人员自杀

邢福增教授指,基督教右派份子名单,基督教界(不包括其他界别的基督徒)被打成右派者,已掌握的最少有近250人。当然,实际的数字肯定远超于此。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因反右而自杀的教牧人员如张海松、邵镜三均是建国初期三自运动的积极推动者,最终在反右派斗争期间走上自杀之路,反映当时斗争情势之凶狠以及当事人承受的沉重压力。(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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