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绍昌牧师：扎营教堂 編輯室 2012年3月8日星期四 下午12:07 去年十二月，在伦敦南区的一所教堂内，发生一个规模不大但气氛热烈的辩论。参与的人士有各种不同的路数，也算具有相当的代表性，其中有牧师、劳工、教授、环保人士、投资银行家、以及金融界人士。大略是分为金融界与非金融界两个阵营，隔著会堂走道进行热烈的争论。他们的论题是关于"金融界的道德"。这种类型的辩论算是罕见的。 这场争论，是"占领伦敦"运动中的一个令人欣喜的变奏曲。"占领伦敦"是"占领华尔街"的英国版。有趣的是，"占领伦敦"却选择"扎营教堂"，从二○一一年十月开始，在伦敦市中心鼎鼎有名的圣保罗教堂外面扎营抗议。相对于美国各城市政府驱赶扎营抗议者，英国显得温和与反省得多。驻扎在此大教堂的示威者甚至在教堂帐篷中过了一个颇为温馨的耶诞节。 "占领伦敦"选择了圣保罗大教堂作为抗议营地，是个聪明的决定。教堂确实是一个令人可以多方反思的地点。这教堂位於伦敦市中心，矗立在伦敦塔与西敏寺之间的泰晤士河畔，是个闻名遐迩的古迹，也是英国国教的中心教堂，更是四百年来宗教与政治交相运作的舞台。 责任感、道义vs个人主义、贪婪 辩论，当然是各持己见，但这次辩论的结果，却有一致的结论：金融界道德不够。金融界也坦白承认。但在圣保罗大教堂中所得到的这个"结论"，充其量只不过是一个"共识"，而且仅是与会的两百多人的共识，不是"立法"，不是"政策"，不能"执法"，完全没有法律责任的，更无行政效力、执行的权限。那么，这个结果能解决问题吗？当天参与辩论的人，仅有三分之一的人认为仅靠道德就可以解决这个困境。我无意当道德家，但却坚定地站在这三分之一的这边的。纵使有完备的立法与执法，若没有道德的底蕴与支撑，华尔街式的第二次灾难绝对是一颗必定引爆的定时炸弹。我期望，这种模式的辩论是一个好的开始，能用理性的对话，刺激社会、领袖、各界精英能唤醒自省。因为这个事件，我对英国有些另眼相看，对这已经没落过气的日不落帝国，重新有了一分敬意。 我想到刚辞世的捷克总统哈维尔，一个剧作家，异议人士，囚犯，法兰绒和平革命的推手，第一任民选总统。二○○二年二月，哈维尔总统卸任，《纽约时报》社论指出，作为总统，哈维尔没有留下明显的政治遗产，却给世人留下启发：国家领袖的品格极为重要。捷克，甚至其他地区，都因哈维尔而变得更好。捷克至今在东欧国家中相对地更稳定，道德自觉较高，哈维尔的贡献良多。 自从二○○八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金融界的肥猫红利与金融管理问题一直是令人情绪激动的话题，但说者沸沸，听者藐藐。全世界的金融界并未表现出反省的意愿，更遑论认真地讨论改革方案与实际的修正行动。若非为了选票，有多少金融大权在握的政经领袖，愿意俯就卑微地与愤怒的民众对话？如今，英国高层的金融界精英意识到，过去二十多年来，责任感和道义意识被个人崇拜和个人贪婪取代，以至于为了使金融机器维持运转，人人杀红了眼，追求最大的利润，不顾风险，但对个人道德与社会责任，却视若无睹。虽然只是小小的一步，"占领伦敦"帮助促成了对话以及金融界的反思。就这点而言，"占领伦敦"要比"占领华尔街"高明了许多。 英美两国的发展不同 为何"占领运动"在美国与英国的发展不同？相对于美国，占领者早早就被驱离公园，现在进行零星的街头游击战，而英国的"占领伦敦"竟能撑过寒冷的冬天，甚至在营地中还过了温馨的圣诞节，是什么因素造成这么大的不同？历史学家、政论家可能日后会有更详尽的分析，但我发觉，在"占领伦敦"的运动中，教会是个重要的因素之一，而在"占领华尔街"却无教会的身影。伦敦圣保罗大教堂的一个高层领袖，甚至为了要保护抗议的民众能继续扎营，因此而下台。 教会照顾弱小的个体，保护无辜者，是个很久远的传统。英语中的教堂有个古老的名词，称为"圣所"（sanctuary），原本的意思含有分别出来的圣地，因此在上面建造教会。圣所不仅是崇拜的地方，也是让逃亡者获得保护之处。中古世纪的英国颁布了平民法，凡进入圣所的人可得暂时保障。只要伸手抓到了叩门的铜环，立即可进入圣所获得庇护，等候公平的判决，仇家不得继续追杀。今日，不少古老英国教堂大门上还存留这些青铜门环的遗迹，继续无语地述说著教会保护冤屈者的历史。 教会当然不会庇恶枉法，而是用更高的道德要求，让正义能伸张。因此，也仅有过失杀人的，才能享有保护。历史中，教会确实也曾经保护过许多无辜的人。这圣所庇护的作法，并不是英国人的发明。事实上，此概念与作法是源于旧约圣经中的逃城，为过失杀人所预备的避难所（民数记三十五章；申命记十九章）。无论是旧约时代，新约时代，现代与将来，上帝总是眷顾孤苦无依的弱势群体。 一个反省的地方与群体 我几番思索，这次的圣保罗大教堂允许抗议者扎营，又发生了教堂内双方激辩而产生自省的事件，不禁哑然失笑。为何？这事竟然发生在教会没落中的英国，而非基督徒仍然活跃的美国！如神学家薛福在许多年前的断言，欧洲已进入后基督教时代，美国正步其后尘。英国正如欧洲一般国家，已经成为相当世俗化的社会，因是之故，教会在政治、社会、文化上的影响力，已经是日薄西山，所剩无几了。相对的，美国在西方国家中，算是最属灵了，虽然缓慢持续下滑，教会的力量仍然可观，在政治、文化、信仰、道德上，仍然有相当份量的影响力。 但此番，实质上支持弱势群体的占领活动，却发生在教会已如老弱残兵的英国。我不知道这是否应当被视为一个讽刺。当然，圣保罗大教堂是具有一定程度的制高点，但也并非完全代表英国圣公会，也并非采取主动涉入。虽然一个高层领袖因此而下台，圣保罗大教堂能不涉入政治漩涡，以一个单独教堂能作此贡献，我个人颇为欣赏。我突发奇想，若有天占领华尔街的人，看中了首都DC的"华盛顿国家大教堂"，并且呼朋引伴地进入扎营抗议，不晓得会发生什么结局？ 教堂中的答辩以及反省，永远是极为宝贵的。教堂能提供一个让人反省的地方，平和地表达对社会的关切，真是令人心喜。 当然，教会自身也需是一个能反省的群体。能反省的个人，必然有盼望；能反省的族群、国家，将有前途；能反省的教会，上帝必然喜悦。 我再思索著，每个人的生命中，总是会有个时候成为别人生命的交汇点，就好像圣保罗大教堂身陷于"占领伦敦"运动中一般。当我们成了别人看上的"圣保罗大教堂"，作为基督徒的，当如何？是关起教堂大门，或是打开大门？ * 蒙允转自《传扬》杂志2012年3月刊：http://magazine.efccc.org/ArticleDetail.aspx?DocID=3666。 分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