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提摩太路線提上中國宣教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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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04月29日02時06分上午 Posted.

»李提摩太

耶稣進前來，對他們說：「天上地上所有的權柄都賜給我了」。——馬太福音 28：18

中國宣教史有「戴德生路線」和「李提摩太路線」的說法，但實際上在宣教課程中講戴德生的篇幅遠遠大於李提摩太。前者是一個教會中人人皆知的人物，而後者卻在教會中鮮為人知，倒是社會上的人，不時提到李提摩太的名字。其實正如與李提摩太同一時代、在中國溫州宣教28年的來華英國宣教士蘇慧廉指出的、近代所有來華外國宣教士中影響最大的當屬李提摩太。熊月之先生在《西學東漸與晚清社會》中更說:「他集傳教士、學者、政客於一身，傳教、譯書，進行廣泛的政治活動，樣樣搞得有聲有色……與達官顯宦的交往之多，與各種政治力量的接觸之廣，對中國政局的影響之大，那是晚清任何傳教士都不能相比的。」

李提摩太顯然是宣教士中的異類，他更側重通過文化事工來實現福音使命、更側重上層精英、更側重在政治、傳媒、教育、科技、慈善等領域為福音的廣傳做預工，並最終達到福音化和文化基督化的效果----這種「李提摩太路線」對中國當下的社會、教會尤其是宣教具有很重大的意義。因為中國的基督徒及福音傳播已經不象30年前剛改革開放的光景。教會已經由農村教會為主體變為以城市教會為主體；基督徒已經由農民等弱勢群體為主體變為以社會中堅階層（如專業人士、企業家、知識分子、醫生、律師等）為主體；教會對社會的立場也逐漸從封閉拒斥走向影響社會的積極立場。（如這次四川救災就是中國教會第一次在全社會的亮相、另如企業文化界的基督徒企業家的「羊文化」運動就是在重建中國經濟倫理）。眾多教會也認識到法律上的維權、政治上的争取政策、文化上的拓展、媒體上的占據，是教會與福音能夠加快傳播速度的有效途徑。面對這樣的社會大背景，李提摩太路線應該提上中國教會宣教的日程，而更多地認識李提摩太顯然非常必要。

目前漢語界出版的李提摩太傳記並不多，蘇慧廉所著的《李提摩太》一書，是比較權威的李提摩太傳記。本文中的大部分資料與事實均出於該書。李提摩太（1845-1919），出生於英國南韋爾斯省。他在攻讀神學時立志到中國傳道。1869年他受聘為英國浸禮會宣教士，1870年2月12日抵達上海；之後，他遊行布道於東三省、華北地區,在社會底層宣教。生硬地隔離兩條路線也是不對的，因為兩條路線經常交融，如李提摩太剛到中國，實際上還是采用「戴德生路線」的方法。他長達數年通過遊走或者騎馬、騎驢遊行布道、醫療、發放福音書籍等來傳福音。

1876--1879年，中國北方十多個省遭受了旱災,這場災難大大改變了李提摩太的宣教路線。當時山東、山西餓殍遍野、屍骨成堆、人吃人是常事;甚至有幾批災民要求李提摩太帶他們造反。李提摩太出於基督徒的愛心和宣教的考慮随即把大量精力放在赈災工作上。給災民發糧、發錢、也協助政府救災，並將《勸世真言》張貼街頭，勸人悔改歸向真神。救災是基督徒文化使命的一部分，同時它也是傳福音的最好渠道。四川地震我去了三次，第一次給災民發放物資時說一聲「耶稣愛你」，等2月後我第二次去,他們就主動地跟我握手，說：「弟兄、感謝主」，原來他們已經信主了。

不僅如此，通過救災，李提摩太打開了一條向社會精英宣教的路線。李提摩太積極向地方政府建言，進獻救災良策；他也常與官紳合作發放赈災物資,在合作中積極影響官紳。李提摩太在救災中多方募集資金，時任直隸總督的李鴻章親自派人將李提摩太從國外募捐的銀子運到山西，並主動會見李提摩太。正是與李鴻章的會見，使李提摩太認識到了對中國領導階層施加影響的重要性，他於是決定將傳教的重點轉向官員和學者。

　　李提摩太將宣教中心從山東轉移到山西，在山西他開始利用介紹西學來傳播福音。他花1000英鎊購買科技書籍及科學儀器，進行自修，並定期在大會堂向數百名中國官紳、知識階層宣講哥白尼發現天心說的秘密、化學的奧秘、蒸汽機帶給人類的福利、電力的奇迹等科普知識，並作示範表演。當中國人開始對科學産生了濃厚的興趣時，李給他們指出「一條利用蘊含在自然中的上帝的力量去為他們的同胞謀福利的路」，進而影響他們去修建鐵路、開掘礦藏，把民眾從「赤貧之境」解救出來。

同時，李提摩太開始結交權貴，聯絡士紳。他和李鴻章、張之洞、左宗棠、曾國筌、曾紀澤、慶親王奕劻、恭親王奕忻、剛毅等幾乎所有的朝廷大員都保持著接觸，李提摩太還曾做過曾紀澤家的英語家庭教師。李提摩太與他們結交有兩個目的：1，改變他們封閉保守、敵視西方文明的心態，進而對西方的文化宗教持開放的姿態，雖然幾乎很少有官員因為與他的接觸而信主，但他們确實改變了對西方文明和基督教的看法。李提摩太還曾向李鴻章提出過很多政策建議，其中派遣皇室親貴到國外考察、興辦西學等被清政府采納；2，通過官員來影響對基督教的政策。在各地方允許自由宣教、禁止迫害宣教士、信徒、禁止攻擊漫罵基督教的書籍的出版、和平解決教案等等。他的建議被很多地方官員采納，由於政策的改變，宣教活動有了很大的改善。在義和團反洋時，很多受李提摩太影響的地方官員暗中保護了不少宣教士。

李提摩太的這種做法使我想到去年11月21日至22日由官方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民族發展研究所和家庭教會代表參加的關於家庭教會地位的會議，這樣的會議實際上就是家庭教會人士積極影響宗教政策的「李提摩太路線」舉動。在浙江、廣東、福建也有不少基督徒企業家成為人大、政協等政界人物，他們能夠堅持原則，積極地影響政府對基督教的宗教政策，實際上對福音廣傳具有巨大的功效，另如曾經活躍一時的基督徒維權律師團，也為各家庭教會捍衛宗教信仰自由權利作出了積極的貢獻。除了教會的宣教，我們也要看到政府有關宗教信仰的某一條政策的改變所導致的影響也絕不能小窺，比如鄧小平改革開放、宗教上落實了不少政策，這些政策的改變确實是中國大復興的成因之一。

「李提摩太路線」達到高潮的標誌是李參與、引導戊戌變法。李提摩太所經歷的晚清社會正是中國「三千年未有之變局」的時代，西學東漸之風吹醒了中國的知識分子，知識界要求變革的呼聲越來越強烈，戊戌變法正是這一時代的産物。李提摩太作為為數不多的宣教士不僅參與了戊戌變法，而且成為這次運動的精神領袖。1890年7月，應李鴻章之邀，李提摩太擔任天津《時報》主筆，上任伊始，李提摩太就寫了一篇文章，呼籲中國必須改革，他還多次發表社論，介紹日本明治維新成功的經驗。1891年，李提摩太出任同文書會督辦，將同文書會改為「廣學會」，旨在「從宗教的小圈子里走出去，去影響中國知識界的發展，影響中國政治的進程」。這樣的口號，實際上已經超越了宣教的層面，而是進入了基督徒履行文化使命的範疇。李提摩太主持廣學會達25年之久，其間出版了《萬國公報》等十幾種報刊、2000種書籍和小冊子，成為當時中國規模較大的出版機構之一。他還在北京、沈陽、天津、西安、南京、煙台等地開設了自己的書刊發售點，經常免費贈送書刊。當時地方上的知識分子，每到發報前期，都在數算新一期的《萬國公報》還有幾天能郵寄給自己。

　　通過譯介西學，出版報刊、圖書，李提摩太影響了許多官員和大批知識分子。張之洞從武昌發電報購買報刊和圖書，他還向廣學會捐資白銀1000兩。1894年，李提摩太把以前在《時報》上發表的文章以《時世評論》為書名集結出版，李鴻章和曾紀澤以《西學的重要性》為題目作序，並發表在廣學會的報刊上，由此可見廣學會對官員的影響。

　　維新派人士更是將李提摩太奉為精神領袖。康有為、梁啓超都是《萬國公報》的忠實讀者，蘇惠廉稱《萬國公報》「行銷量最廣，惑力最大，中國維新分子受這報的鼓動者，不在少數」。康有為還曾向當時香港《中國郵報》的編輯說：「我信仰維新，主要歸公於兩位傳教士，李提摩太牧師和林樂知牧師的著作。」對現代媒體的熟練掌握，是當代基督徒宣教的必須。網站、報紙、雜誌、光盤、視頻乃至電視台、電影，都是傳福音的好窗口。在當下中國，網站、視頻、內部報刊、光盤都是基督徒應該大大使用的宣教平台。這也是「李提摩太路線」的應有之義。

維新運動如火如荼，當時的許多維新人士都與李提摩太有來往，梁啓超還曾為李提摩太做過一段私人秘書。李提摩太也以維新派的老師自居。維新派的絕大部分改革方案都吸收了他的建議，李提摩太在看過康有為的變法計划後，給妻子寫信說道「幾乎我以前所做的種種建議，全部概括和凝聚在他那份具體而微的計劃中了」，由此可見李提摩太對戊戌變法的影響之深。光緒帝也深受李提摩太影響，1898年，戊戌變法開始後，他決定聘請李提摩太擔任私人顧問，幫助決策維新。然而李提摩太雖然縱橫捭阖於各種政治勢力之間，康有為、張之洞也都內心里對維新派的改革方案予以同情的理解，但是終究未能挽救戊戌變法的失敗。即使如此，李提摩太仍多方奔走和斡旋，為營救、保護維新人士流亡國外盡了最大的努力。

很多人誤解李提摩太參與政治太多，而對福音無益。而實際上他的參與民族的革新過程本身，在給這個國家帶來巨大福祉的同時，也讓國民把他「一切的好行為，歸給在天上的父」；當一個基督徒宣教士積極參與民族命運的偉大變革時，他所帶來的影響力是非常巨大的。而且整個民族也會關注他基督徒的身份，並對福音産生好感，進而接受福音。近年來，整個世界都在驚歎韓國的復興，韓國是世界第二大宣教國家，是亞洲為數不多已經已成功基督化的國家。但很少有人知道韓國近現代救亡圖存的民族英雄，也大多是基督徒。根據正史記載，在韓國被殖民時期，基督教對知識分子的思想政見和民主解放運動影響極大，當時最活躍的「獨立協會」組織，大力鼓吹國家自主獨立及民主思想，這個組織的核心人物全是基督徒。韓國抗日英雄、被譽為韓國國父的金九也是在1903年信奉基督教的，他在中國所組織的大韓民國臨時政府的大部分成員都是基督徒。韓國基督徒在民族危亡關頭承擔了責任，也從而赢得了國民民心，這一切為韓國的基督化、韓國成為第二宣教大國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戊戌變法在保守派的絞殺下很快失敗，面對失敗，李提摩太並沒有氣餒，他繼續中國宣教的事業，他筆耕不辍、著述頗多。除了政界、思想界，他也結交了佛教、道教等重要人物，通過文化學術交流，來推動福音的廣傳。1900年「拳匪」之亂平亂後列強要求中國賠款，李提摩太卻倡議各國在賠款中撥出部份，在山西設立大學，推動中國的教育。他所創立的山西大學至今輩出人才、影響深遠。

1915年，李提摩太辭去廣學會職位。1916年，夫婦返回英國。1919年4月17日李提摩太離世。李提摩太在華逾半世紀的工作，功效長留人間。他的勞苦也為上帝所紀念，他種下的種子，也有不凡的收成。在他去世時，中國已是「教堂幾遍天下，傳教洋人相望於道」；至1920年，全中國教堂總數已達一萬餘所。教會學校、醫院、出版機構、書店、教會孤兒院、養老院更是成千上萬、到處林立。民國建立初期，以孫中山為首的廣東政界基督徒極多，比例竟一度高達全省官員的65％。那是一個信仰複興的年代，其中就有著李提摩太奔波的工效。

李提摩太的宣教工作並非沒有瑕疵，很多宣教學者認為他重視宗教交流、但有時過於對異教妥協，他曾多次認為佛教與基督教極具親緣關系；他重視政治、政策的改變，但由於時局的變動，一切又要重頭再來，不象紮根底層的「戴德生路線」受政局變化影響不是很大；李提摩太熱衷於西方文明的推介，但很多人只接受這些文明的形式，而拒絕文明的內核，這一趨勢最終導致1919年五四運動最具有號召力的知識分子以科學與民主來拒絕信仰、自以為上帝；有人更抨擊他與孫中山唱反調、不識時務。畢竟，瑕不掩瑜，任何一條路線都是有利必有弊的，路線的優勢如果稍一過分必然會導致它的缺陷，「戴德生路線」也不例外 (如他們不關心政治,也不影響政治,後來無神論政權的上台並肆意摧殘基督教與他們的這種消極方式有關) 。而我們做為後來者，更看重的是先輩們的寶貴經驗對我們時代事工的重要啓示和幫助，這些所有的經驗都是對我們宣教使命的引領和援助。

不僅如此，在一個人人只熟悉「戴德生路線」而對李提摩太相當陌生的中國福音環境中、在一個基督徒構成群體已顯著變化並趨向社會中堅力量、基督徒已開始積極承擔社會責任、已開始履行文化基督化的文化使命，並躍躍欲試在中國的媒體、赈災、教育、企業、職場、學術、藝術、婚姻親子、倫理重建乃至維權運動、參政議政等領域作光做鹽時，「李提摩太路線」就具有了特別的時代意義。中國的教會和基督徒群體在宣教歷史上更應該了解的恰恰是「李提摩太路線」，在宣教策略上，除不斷強化「戴德生路線」外，還應該讓「李提摩太路線」提上中國宣教的日程。

　

參考書籍及文章：
1. 《李提摩太》，蘇慧廉著，基督教文藝出版社2007年再版。
2. 《清末寓華西教士之政論及其影響》，黃昭弘著，宇宙光1993年初版。
3. 「晚清大變局中的英國傳教士李提摩太」，《新浪讀書》網頁： http://book.sina.com.cn/excerpt/eduhissz/2005-08-08/1206187870.shtml
4. 「回到李提摩太的時代」，《南方報業》網頁： http://www.nanfangdaily.com.cn/southnews/tszk/nfdsb/ydzk/200509260608.asp
5．金九自傳《白凡逸志》

(文章由豐收神學院曼德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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