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是一种公共生活——王怡采访刘同苏牧师（二） 編輯室(美國) 2011年3月14日星期一 上午10:26 作者：王怡 (承上文：基督教是一种公共生活——王怡采访刘同苏牧师（一）) 工人的牧养与被牧养 王怡：多么艰难而美好的经历，多受患难的，就多受安慰。我一面又期待著，将要临到我身上继续的、最大的破碎，一面又求主挪去这杯。你的经历给我很多鼓励。既然蒙召传道 ，惟愿主的旨意成就。 刘同苏： 我在服侍中，先后和宣道会的张献民牧师、叶华牧师、邝健厚牧师同工。说实话，最初在心里对这些牧师不太以为然。但随著不断面对事工里的灵命挑战，我不得不 由 衷地对他们充满敬意，谦卑下来向他们学习。三位牧师给我最深的感受，就是对神的教会的爱。张牧师和师母每周都请教会弟兄姐妹到家中作客，饭菜的丰盛出乎我的想象。只有 真心把教会当家，把弟兄姐妹当弟兄姐妹，才会有这种真心实意的爱。 王怡：这话听著有点别扭。不过如果你换电话号码都不告诉人家，你还好意思叫别人"弟兄"？ 刘同苏：可能在我们口头和心里，"弟兄姐妹"已变成了一句俗套。叶牧师是不爱讲话的人。他不声不响为教会做大量的事。那段时间，他每个月一次在主日讲完道，就开车往返 四个小时到我们教会讲道。同时他还帮助纽约市和大西洋城两家教会和团契。 并兼任华联会的文书。叶牧师每年还要挤出时间到南美或以色列短宣。邝牧师也一样，在教会里忙得 十年都没时间休假，却有时间每年带著弟兄姐妹到连洗澡水也没 有的罗马尼亚农村去宣教。这些牧师是由衷地爱神的教会，才把自己的时间，精力，物质，以至生命中的一切，不 计代价地投入到教会事奉中。 王怡：我隐约感到，你在北美教会的教牧经历，对我们看见家庭教会的传统和未来会极有帮助。尤其是在堂会的建造与牧养上。 刘同苏：蒙神怜悯，我在教会不久就被放在牧养者的位置。这证明什么呢，难道证明我是一个灵命神童？ 王怡：我也是一受洗就站在讲台上事奉。在中国许多新兴教会中，这样的工人很多。我们在潜意识里都难免有这种骄傲。我自己是等到心里领受的负担越大，才越是除去这种骄傲 。现在不敢自夸，只能求饶。求主怜悯，可以战战兢兢的服侍祂。 刘同苏：我们都不可能越过十字架道路，而魔术般地成为成熟的属灵领袖，或一个成熟的基督徒。当我们走上牧养的职分时，我们的灵命常常大大不如我们所牧养的对象。神把我 们放在这个位置，无非是让我们在牧养过程中，也接受被牧养者的牧养。在纽黑文的初期，神垂听我们的祷告，为我们送来一对成熟的基督徒夫妇做同工。他们的力量不在说，而 在于行。他们所做的是一些人人都能做、却人人都不愿做的小事。那些世人眼中的小事，因著他们对神的顺服成了改变人生命的大事。而首先被改变的，就是我，他们的牧师。如 果没有这样的管道，输送神生命的活水，我的生命不会如今天这般丰盛。 我很感恩，通过每一位我曾所牧养的弟兄姐妹和慕道友，神都让我学到了我不具有的东西。甚至回想我初信时所轻视的那些"灵命麻木"的基督徒，我都能清楚看见我和他们在灵 命上的差距。他们本能地抓住了信仰的实质。信仰就是活著，不管是病、是残、无论生命多么不完美不健全，他们都不放弃。因为一旦放弃，就不再活著。而那时我却空拿著一张 完美的图画，一见到灰色的斑点，就拔腿离开教会。 家庭教会的定义与传承 王怡：你被视为是海外研究家庭教会的专家。几年前当你讨论家庭教会的"登记"问题时，曾在海外被传为D的高级间谍。这两年，因为支持家庭教会的公开化和维权道路，又被一 些人视为怂恿教会反政府的幕后黑手。我的一个感受，是对你的评价的跌宕起伏，显明了时代变迁的跌宕起伏。在2010年的今年，你如何理解家庭教会的传承和现实？ 刘同苏：首先，"家庭教会"是一种中国现象，或一种专制政权下的教会现象。我不止一次遇到美国的弟兄姐妹，有白人也有华人，他们声称自己也是"家庭教会"。意思是说他 们也在家庭里举行聚会。但"家庭教会"的本质，不是"家庭中聚会"这一外在形式。 王怡：从历史上看，"家庭教会"的出现是和1949年、1953年、1957年、1966年有关的。 刘同苏： 就是中国特定的社会文化处境下的灵性生命现象。这个特定的社会文化条件就是：一个意识形态化的政府，一种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的、全面控制社会的公共生活。 这 时，任何信仰群体，都无法公开现身在公共生活之中。但教会在本质上是一种信仰的公共生活。当教会无法在公共生活里面活出信仰生活时，教会就退到了一个最后的、相对独立 的私人生活领域——家庭。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家庭教会以相对独立的私人生活形式，坚守住了信仰的公共生活。可以说，家庭教会是专制时代中唯一保存下来的、非政府的公共 生活。因为家庭教会具有真正超越性的渊源。并且她的公共生活采取了私人生活的形式。但恰恰由于公共生活领域与私人生活形式的交错，在某种程度上模糊了教会本身的公共性 质。也降低了专政制度对教会公共生活的压力。今天，当公民社会渐渐形成，个人公共生活空间逐步扩大时，家庭教会的公共生活，显然也会逐渐去掉私人生活（家庭）的形式， 开始采取公共生活应有的形式。现有的宗教政策，就是企图把家庭教会的公共生活一直局限在私人生活领域。在专政时代，教会以私人生活的形式举行公共生活，是一个伟大的成 就，因为私人生活的形式成为了教会公共生活的保护。但在公民社会形成之际，教会被限制在私人生活领域，这却是一个糟糕的退步。因为任何一种公共生活，都只有采取公共生 活的形式时，才可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出公共生活的果效。 王怡：所以家庭教会的意思，就是在最私人的地方坚持最公共的生活，包括信徒的集体聚会、敬拜、传讲、奉献和团契。这是一个完整的、从观念到财产、从身体到灵魂都有团契 （交通、分享）的社会共同体。换言之，当一个基督徒的社会共同体，被迫退守并栖居在其中一位或几位成员的私人住宅中时，这就是家庭教会。如果在公共领域举行信仰生活是 合法的，但我们仍然（出于教会观、人数或其它原因）愿意呆在家里聚会。这就不再是我们所说的"家庭教会"。一旦基督信仰在一个国家的世俗法律层面落实了公共性，就不再 有家庭教会这一特殊的"灵性生命现象"了。 刘同苏：对，家庭教会一定是指那些公共性受到环境限制的教会，是集权控制下的独立教会。在家庭中聚会只是她的外在形式，家庭教会的本质，是我们的独立的、属灵的、公共 的信仰生活，不能也没有被集权体制压倒和取消。 王怡： 所以家庭教会以这种方式，见证了大公信仰的普世性和超越性。或者说，中国的基督徒以"家庭教会"的方式，向中国社会见证了基督的教会的超越性。就是这50年来，中 国社会中只有一个社会共同体，是集权体制一直想取消、却始终无法取消的。因为这个共同体的根基不在这地上。不在金钱、兴趣、理想、道德或任何世俗的连接上。 刘同苏： 我会从三个方面来看，第一，集权重压下的独立显示了信仰的纯洁性。第二，家庭聚会仅仅是保证信仰独立的外在手段。家庭聚会这一形式，并不一定意味著信仰独立的 内容。三自系统控制下的家庭聚会段，就不是家庭教会。反过来，就算聚会地点迁移到了写字楼、公司或仓库，但保持了不受政府意识形态控制的信仰独立内容，就仍然是家庭教 会。第三，独立不仅意味著信仰的独立，而且意味著信仰群体的公共生活的独立。心里有信仰，却没有聚会生活；这样的信徒人再多，也不能组成一间教会。聚会不仅是基督徒生 活的一个外在义务，而且就是信仰生活的内在本质。全闷在心里偷偷信，信仰就不是一种生活。 王怡： 用你的话说，就是没有活著。就像闷在心里偷偷恋爱，其实根本就没有恋爱。 刘同苏： 所以一间"家庭教会"必须具有公共生活的性质。一个纯粹家庭性质（即私人性质）的聚会，即使在家庭中，也不是家庭教会。比如将家庭聚会的人员限制为家庭成员， 实质上就取消了家庭聚会的教会性质。 王怡：那就是家庭敬拜，而不是教会的公共敬拜。那么，如果从信仰内涵的传承来说，"家庭教会"有没有可以与大公教会的教义、教会、教职、圣礼等传统有关联的特征呢？ 刘同苏： 我想，家庭教会首先是一种具有内在生命性质的教会传统。作为家庭教会的别称，"地下教会"或"非法教会"、"未登记教会"的称呼，都更多地带有外在制度条件的 印记。但"地下"或"非法"并不是家庭教会的本质属性。只有"地下"或"非法"才能彰显信仰独立，这种貌似属灵的说法其实非常不属灵。它把教会生存的 外部条件，看作教 会自身生命的本质要素了。"地下"与"非法"反映了家庭教会产生时代的外部社会条件。在一种集权控制的条件下，"地下"与"非法"状态是教会本质的表现。一旦特定社会 文化条件变化了，"地下"和"非法"状态就不一定出自教会的生命本质，更有可能恰恰反对教会的本质属性。 家庭教会的内在特质，有两个侧重不同却相互关联的方面：敬虔主义传统和牺牲精神。你要保守自己的信仰，抵制意识形态化的控制，就必须付出牺牲的代价。基督的十字架，就 是生命与罪和世界的对立和冲突。在国家强制力为后盾的意识形态控制中，信仰与世界的对立不得不以外在的、直接的激烈形式表现出来。牺牲精神侧重十字架的否定方面，敬虔 主义更强调十字架的肯定方面。敬虔主义是以外在的、爱憎分明的形式全然爱主。与世界的对立不是目的，与世界对立是为了坚守信仰。与世界立场鲜明的直接对立，也必须以全 然爱主为目的和动力。不然家庭教会与政府的对峙，就无法与犯罪、骚乱甚至暴乱区别开来。 概括地讲，家庭教会就是在意识形态化的极权控制下，以鲜明的敬虔与牺牲来坚守基督信仰的独立教会。 王怡：我同意你说的，敬虔主义的确是中国家庭教会在神学和属灵传统上的特征。包括基要主义的神学立场，《中国的早晨五点钟》的恒切祈祷的传统，对圣灵大能和个人灵修生 命的强调，甚至某种圣俗两分的分离主义倾向，都带著敬虔主义的印记。另外，从教会观、圣礼观和教会治理上看，我认为中国家庭教会的主流，传承的是浸信会的传统。 总结你的看法，我提出一个命题，家庭教会是1949年后在中国的一场"不从国教者"的运动。无论从政教关系的角度，还是从敬虔主义和牺牲精神的信仰内涵的角度看，家庭教会 都是中国的清教徒运动。与此相关的一个议题，就是你对"三自爱国会"的体系，认同"三自"不是真教会这一家庭教会的主流立场吗？ 刘同苏：首先，由于不具有鲜明的敬虔主义与牺牲精神，三自名下的教会在整体上，就在意识形态化的控制中失去了信仰的独立。因此"三自会"没有形成一个真正独立的社会共 同体。在意识形态化的社会中，除非你持守敬虔和牺牲，不然不可能聚集任何独立的信仰群体。一切所谓民间团体，特别是信仰团体，无非是意识形态化政府的 某种延伸。任何被 意识形态化政府"恩准"的信仰团体，不过是前者通过控制而最终消灭信仰群体的手段。换言之，"三自会"不具有"永生神的家"的教会性质，而只在政府那里具有过渡性和工 具性的能。"三自会"说白了是国有企业，是由意识形态化的政来设立的一个官方的、垄断的行业公会。家庭教会与"三自会"的对立关系，实质上是其与政府的对立关系。更广 泛地说，"三自会"构成了意识形态化政府所控制的社会公共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王怡：虽然有真信徒聚集在那里，但就像地震的时候，大家跑出来聚集在街上，不等于街上就有了一间教会。我坚持一个看法，政府今天对三自体制在事实上的一些宽松，恰恰是 家庭教会复兴的结果。所以帮"三自会"的唯一道路，就是离开它，建造家庭教会。 刘同苏： 当公民社会形成的时候，就是"三自会"消亡的时候。既然它是一个政府控制社会公共生活的工具，当这个政府走向非意识形态化，撤销对社会公共生活之全面控制的时 候，"三自会"也就不再有存在的必要。真正的公民社会，不需要任何垄断性的官办行业公会。所以，我认为"三自会"的结局，取决于政府和整个社会的去意识形态化。在这个 过程中，它必然会扮演保皇派的角色，抵制政府的去意识形态化，甚至帮助压制公民社会及相关的公民基本权利。这是"三自会"自我生存的保护本能。 王怡：这很悲哀，教会的意思就是"保主派"，任何时候都该竭诚为主。结果成了"保皇派"，等于是亚当在基督里造反。如果"三自会"的领袖群中几乎没有真正的基督徒，那 就是一个挂羊头、卖狗肉的国家事业单位罢了。但如果"三自会"的领袖群里真有相当部分的信徒。那么"三自会"在整体上的"卖主"实质，就是可咒诅的。因为他们的人格已 堕落到一个地步，就是今天中国社会的其它任何一个稍具独立性的社会群体，凭著自己残存的一点天良之光，都应该瞧不起他们。 刘同苏：他们就是一个基于自我利益的实体。既没有公共生活里面的社会基础，与市民社会三十年来的进步没有关联，有也只有经济关系。他们也不会反过来真正关心政府的根本 利益。在去意识形态化的初期，"三自会"也通过体制转轨的空隙，扩大了自己的势力。改善了住房条件、退休福利，拿回来很多1949年前的教产。目前，"三自会"事实上具有 它自身历史上最大的自由度。由于去意识形态化还没有完成。它又可以利用国家事业单位的特权地位来巩固自己。换言之， 目前的"三自会"等于就是宗教界的"官倒"。但这些 宗教"官倒"也已经明显感到公民社会崛起的压力了。家庭教会作为正在崛起的公民社会中的一个典范性的群体，也对它们构成了极大压力。 从另一个角度说，个人的基本权利越是确立，"三自会"的社会生存空间就越是缩小。当家庭教会仍然持守一种半潜伏状态时，"三自会"可以独占社会公共活动空间；这种国有 独资企业的特权地位，确保了"三自会"在社会公共活动空间里面的生存。但在去意识形态化的背景下，家庭教会最近几年进入社会公共活动空间的速度在加快。从而在一些社会 空间中出现了家庭教会与"三自会"的"竞争"局面。无论他们重修了多少座教堂，"三自会"赖以生存的地盘必将一步步丧失。总而言之，目前的"三自会"不过是专政时代的 遗迹，是社会机体上的一段盲肠。 王怡：主若许可，愿这一天早日来到，使那些坐在摩西位子上的人早日悔改，使尚在那里聚会的弟兄姊妹得自由。 (上文蒙允转自"基督与生命"系列之《一生一世的仰望》一书。) 分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