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首先道出，有人说在自由主义的冲击下，基督徒已经输了，原因是他们没有出去迎战。基督徒只安于教会自己的地盘或在四壁之内自说自话，从没想到基督教的世界观、人观、价值观、工作观，甚至对自由的看法。要扭转现今的颓势，教会必须改变现今表达信仰的模式、向度和视野。除了用口传福音外，更需踏出一步，在公共空间中将基督教的世界观、人观、价值观和自由观化成文化的塑造动力。同时，更勇于揭示当代文化现象，背后的意识型态和隠藏的假设，对之作出批判。
自由主义的承担
谈到自由主义在过去五十年间产生的影响力，余牧师解释是由于不少自由主义的理论家对社会有承担，因而不断思考和写作。
他举例说二十世纪自由主义的阵营中有两篇非常重要的论文。第一篇是英国政治哲学Isaiah Berlin所写的Two Concepts of Liberty。这论文于1958年宣读，时值二次大战之后，欧洲刚从纳粹的噩梦惊醒，却又再陷入共产主义的极权统治的威胁中。Berlin对这段历史作出反省、诊断，并作出回应，重新定义"自由"，为要建立一个开放的社会。
第二篇论文乃哈佛大学教授John Rawls所写的A Theory of Justice。他要探索，在号称民主开放却又充满歧视、贫富悬殊的美国社会，自由的真意是什么。他写作的年代正是Civil Right Movement火红的年代（成书19710年）。
跟Berlin 一样，他推崇个人的自由，就是每一个人自主地追寻快乐之自由（personal pursuit of happiness）。在种族歧视和贫富悬殊的现实下，他提出：自由之能实现，社会必须有公义，而公义的定义乃在公平(justice as fairness)。在公平的条下，每一个人都可以自由自主地追求一己之理想而不应受任何限制，也毋须与其他人有共同价值；唯一的共同价值只是"公平"。
余牧师说，从Berlin 及 Rawls我们可以看见，这些自由主义者都是对社会、历史、人类的命运、个人存在的状况，有着极大的承担，不惜殚精竭累地上下求索，找出"自由"的真缔及达至自由的条件。相比之下，基督徒的神学家，思想家却不见著力这些社会的危机，也甚少没有为社会把脉。
自由主义的矛盾
余牧师分析道，自由主义与基督教共同之处是两者都极度关注"自由"，但两者分歧之处亦在于自由，乃因两者有着绝然不同的人观。
自由主义"反应式"(reactive)地去定义"自由"而将自由的焦点𫐄全放在个人自由上面，以个人的自由为绝对的价值。Berlin 所追求的是人如何摆脱一切建制的枷锁，摆脱理想社会及理想人性的枷锁，全然否定一种信念，就是真自由乃在于人能顺应人性而生活，在于人可以有能力、有机会参与谛造社会的共同价值。
自由主义者有一很基本的假设，就是每个人都是自由的主体。但我们如何证明自己是自由的主体﹖我们真的生而自由﹖(Are we born free?)。余牧师说，这个他不得而知，但他肯定的是，我们一出生就完全依赖他人、就需要别人的关怀与爱，而我们内里的潜能若没有别人的支持根本就不能成全。
他又指，人类最大的威胁不是共同的社会理想或道德责任，而是个人的自我中心、自恋(narcissism)，将个人的意愿无限地扩大，制造个人崇拜。共产主义之所以失败，不在于社会主义理想的谬误，而在于罪恶的人性，造成奉人为神而产生的恐怖：史太林、毛泽东毫不理会社会主义原初的理想，他们所顾念的是如何以一己的力和意志缔造历史。
他总结说，自由主义的立论并不如自由主义者以为的那么理所当然，其实它的理论基础非常薄弱，问题是基督徒未战先降。今日基督徒需要更多哲思的人才，能以在理论的层面，迎战自由主义。教会亦需要培育能言善写的人，与自由主义者对话。基督徒应站起来，站在战线上，不单防守，也要攻取自由主义的阵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