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香港中文大学校长金耀基先生曾言，大学与现代化中国发展有著非常密切的关系，从今天大学的情形差不多可以看到三十年以后中国整个社会的情形。引伸其意，不外乎：大学无生气，未来无希望，精神不独立，思想不解放，人才不积累， 薪火无传承。
百年来，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与现代大学的发展是分不开的。艺术教育属于人文，更不能自外于大学的根本使命与精神品格。民国时期，蔡元培任教育总长及北大校长，主张大学要兼容并蓄，学术自由，造就了林风眠、刘海粟、徐悲鸿等现代艺术大家和艺术教育家，其流风余韵使几代学人受益。清华国学院的导师陈寅恪曾提出"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其实是世界著名大学的一个普遍的潜在的校训。此乃大学之道统，之薪火，之元气。大学是一个思想库，其本质即超越政党、阶级、族群及种姓。而以党代政、以政代学，畸形的行政化加之唯利是图的产业化工具主义危害了大学精神。
当今大学一个普遍问题依旧是学术不能独立，思想不能自由，教授没有自己的联合会，根本不能以学术治校，反倒如履薄冰，日愈犬儒，粗鄙猥琐，甘当一个"南房行走"。至于莘莘学子，夫复遑论道义担当与知识创新欤？一旦大学精神虚脱了，在不良的社会机制之大环境以及大学机制之共同体内部不良现象的影响下，品质清纯的学生也会被世风流俗异化，学者也会被市场经济异化为经济的机器，甚至堕落为经济动物或者科学的骗子。这是最根本的症候，其他的都是次要的。一百年来，中国大学最好的时代是民国时期，出了很多杰出的学术大师、哲学家、艺术家、作家、科学家、工商英才。故而，在乱世中后发的枭雄毛泽东之知识水平在当时只能在北大做个图书管理员。
中国高校多年来一直发誓要跻身世界一流大学，然而，在"2010亚洲大学前200名"排行榜上，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连亚洲前10名都没进。中国高校离世界一流大学有多远？再一次引发"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的大学总培养不出杰出人才？！ 窃以为，要从整个教育体制和社会体制来反思，欲割除痼疾，必先澄明本源为要。
趋于模式化的教育体制
美术学院的艺术教育体系与现有的行政体系是统一的，大学官僚化意味著精英的官僚化，院系领导皆由党校培训，然后行政任命，而非以学术水平为基准交由教师普选，流弊所在，不是以学术为本，而是以官位为本，不是以师为荣，而是以吏为荣。事如"薄王事件"爆发之后，人们才知道这位"王捕头"居然是多所大学的客座教授，以及当地一所美术学院的特聘教授，这种现象与晚晴帝国之卖官鬻爵本无二致，体制腐败令人心民气凋零，亦令天下学人寒心。
当我们回顾中国改革开放30年历程，容易被忽略的一个现象是：思想和人才发端即为教育制度、尤其是大学教育制度的率先改革。1977年恢复高考，1978年扩大派遣留学生，这些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和长期安排，对于中国学统的迅速恢复和现代化进程的瞬时重启功不可没。由此才有整个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各大院校成为学术重镇和改革主干之城。 但其后时移势易，大学简政放权遭遇逆转，以发展代替改革，以产学研一体化取代多元办学探索愈演愈烈，大学行政化、功利化渐成痼疾，产业化、庸常化汇涌成潮。欲跻身"世界一流大学"者多富贵气而无清贵气，而标榜教育大众化者则以规模扩招数字论英雄。 如此蛇鼠两端，实在乏善可陈。
学院的教育与日后成为批评家、艺术家关联到底有多大？
我不赞同学院主义，是因为学院教育所复辟的同一性与僵化，然而学院教育的本体所秉，还是培养艺术人才的必要途径，每一个专业都需要有相应的学术训练、技能的掌握，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德与艺的统一，技与道的统一。有师承、有批判，才会有创造，有超越。更为根本的是造就一个独立的全人，达到知识与生命的圆融。前面已经说过，大学教育体制率先改革是社会政治制度改革的先声，我们已经看到，文革结束之后近30年，从85美术思潮开始，有影响的当代批评家、艺术家，绝大多数都是经由学院的学术训练而后进入社会实践的历练，方才独树一帜，进而贡献于艺术与学术。所以学院要消解洗脑机制，坚持以开放的姿态，面向生存的真实性，形成一套鼓励学生积极思考的批判精神、勇于探索的机制，追求学术自由。现在的80后、90后在精神信仰、道德、审美的判断力、文化人格自觉塑造方面比较弱，令人担忧。如《圣经.箴言》所言，因为人的心思怎样思量，他的为人就怎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