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永泰博士年青時狂熱於電影拍攝，在七十年代與蘇恩佩、蔡醫等共同創辦「突破」培養年青領袖。他涉獵不少範疇，曾任政府顧問、多間大學校董，在多間神學院任教。十年前卸任突破總幹事時他再著手創辦恩光書院，要培育以基督信仰的世界觀創造文化的時代領袖。
梁博士十多年前曾向全球100位知名人士發信，邀請他們各人寫一封「給青少年的信」，得到包括Howard Gardner 多元智能教育家等名人響應，記者就勢給他提出大難題：邀請他給香港教會、社會領袖、香港青年人及基督教媒體即席寫「四封信」。聽到題目後他笑說：「好！」
本報導是梁博士第一封「給香港教會的信」。他從舊約先知歷史說起、再提到香港教會開荒歷史。忽然話語一轉直刺教會軟肋。話題很嚴肅，內裡很熱血，態度很直白。
「難民教會」缺乏對時代變遷的洞察力
梁永泰博士從聖經的歷史講起。舊約先知耶利米、哈巴谷處在以色列興衰交接之時預言南北國將亡國；施洗約翰亦在新舊約交替之間傳悔改訊息，他們懷有對時代的轉折和變遷的歷史感。但耶穌對當世代的評價是「約翰來到你又不舉哀，人子來你又不跳舞」，斥責了猶太人對時代的轉折感覺麻木，視而不見。
他認為香港教會的情況亦同，並將之形容為「難民教會」。他解釋，香港教會的精神根植於50年代從大陸逃難來港的西教士。當時他們建立了教會，並作了大量本地的難民的救濟、醫療、教育、青年等社會服務工作，香港教會由此復興，但缺乏對社會、政治和文化的參與，也因此形塑了只關注屬靈和宣教的教會。
他說：「我們基本上是一個難民的民族、難民的教會，在這個小的地方去尋求一個安寧。而與我們合作的全部都是宣教士，宣教士就是宣教，他對香港的政府、政治、經濟，所有的文化等，是不碰的。所以我剛才講的舊約的先知、新約的使徒對歷史的轉折、對時代的變遷的歷史感，香港教會是沒有這個基因的。我們講的是靈性的、安逸的，希望神祝福你的。所以我們的講道與社會處境時代是沒有什麼連結的。」
他認為香港教會長期以來都是難民心態，追求安定，對社會變遷缺乏敏感度。六七年暴動、八四草簽(中英聯合聲明)、九七回歸、二零一九(社會運動)，都導致教會成員大量移民。這種心態使教會與社會脫節，缺乏對本地議題的關注：「因為你是尋求穩定安定，所以有什麼動靜你就走，我們是一個難民的基因。我們不吃人間煙火，最多就是醫療教育。就算教育也是為了佈道，為宣教。」
「我們是一個『避難人』，去到英國，我們不會關心英國的政治社會文化；去到加拿大，我們又不關心加拿大的政治文化；去到美國去到澳洲，我們跟本地人沒有正式的朋友。我們不會看到加拿大的苦難與掙扎、澳洲原住民的困難，或美國的貧富懸殊、兩黨衝突……。對我們來說，我們就是一個所謂的華人或者『香港人的教會』。」
與老一輩的抽離心態不同，年輕一代更希望積極參與社會，改變現狀。：「青年人不同。青年人是想有一個具體的參與。他們是土生土長的，他不是難民。我在這裡出生，我甚至覺得要改變。我有份，我是主動的，我有媒體，想拯救世界。教會永遠是不講這些。就這樣，雞同鴨講。」
神學觀忽略對現世的關懷
梁博士又認為香港教會的神學偏向個人化和內在化，強調個人得救和未來的天國，對世界抱放棄的心態，忽略了神對現世的關懷。這種神學觀導致教會對社會問題、歷史變遷和文化的參與不足：「神學上我們以為這個世界會越來越差，然後我們咒詛它，等候神帶領我們去到新天新地which is another planet (在另一個星球的)。我們的神學本身是有困難的，不知道神創造這個世界、神救贖這個世界。耶穌道成肉身，將來新天新地都是在這世界renewed (更新)。」 啟示錄中的「新天新地」並非完全脫離現世，而是對現世的更新。教會應該關注現世的社會、文化和政治，並參與其中，而不是只等待未來的天國。
雖然神學院裡也有處境性的教導，但梁博士認為未能落實於實際教會中：「神學院裡有亞洲的神學、苦難神學、基督的王權、什麼終末論……全都是有限公司的。我們缺乏這些神學思考，我們很窄的國度觀。Kingdom 是什麼？耶穌基督是萬有之主，因此我們就要牽涉到萬有。但當我們是得益者時我們就不關心，不行動。不是的！希伯來書說，我們要進入祂的苦難，共創，一起去參與，與基督一同作王。我們經常以為將來才作王，不是的，現在要一同受苦和一同作王。」
給香港教會的訊息：祝福萬邦
他說：「對香港的教會的訊息就是：第一，你要好像阿伯拉罕 Bless the nations(祝福萬邦)。」
梁永泰博士指出，上帝與亞伯拉罕和他的子孫的「約」是要通過他們祝福萬邦。上帝給的祝福是實質性的，包括子孫、土地、君王和國度，這意味著教會應該成為世界的領袖，積極參與社會成為祝福的管道。他提到先知耶利米勸告被擄的猶太人在巴比倫扎根，建造房屋、生養兒女、種植葡萄園。這表明信徒應該在所在的地方積極參與，而不是逃避現實。
他強調貫穿整本聖經都是集體性非個人性，上帝要讓世界所有國度在基督裡同歸於一。以色列人或基督徒亦只是其中，與其他國度並無別，並不分猶太人或外邦人。 他批評今天教會只關注個人的得救和祝福，福音訊息個人化：「我們很個人，信仰簡化到只有一張A4 紙，只有幾福幾律 就解決了。我們沒有時代感，沒有歷史感，沒有交錯感，就是一個這樣的教會，我們只有個人得救和神祝福我。殊不知神起初創造天地是叫人去『共創』的。」
回顧五百年前全世界的尖端學科諸如科學家、數學家、藝術家等幾乎全是基督徒，在文藝復興、啟蒙運動等領導歷史。但當今教會對世界對歷史沒有關心：「今天最厲害的各個行 業不一定是基督徒，就算是基督徒，信仰都不能進入他的工作，不能進入他的思考。」他用「抽空的信仰」和「離地的教會」來形容。
聖經裡的時代領袖以斯拉建聖殿、尼希米建城牆；港督麥理浩在港任期十年間為港帶來九年免費教育、十年建屋計劃、廉政公署，興建隧道、郊野公園等長遠基建，反觀香港教會，福音派聖俗分割，對中國的關懷限於宗教政策會否對自己自由造成牽連，卻鮮少切實關心中國的貧窮、教育、醫療、民族政策等：「我們缺乏胸襟遠視，只會抗議這裡那裡不公道。睹波我們懂得抗議，同性戀問題抗議……我們懂得去做反對黨，就不懂得做君王，做領袖。」 另一方面，自由派教會吶喊公義和平，替弱者抗爭，卻很少提及立約和救贖，生命素質與靈性。其實個人靈性與集體靈性是相連的。個人救贖與文化救贖是相通的。個人罪惡與結構性的社會罪惡是相關的。創造論與救贖論是同一個故事。救贖論、終末論與天國觀是同一個計劃。
梁博士又說：「總之我們很多東西是分割的、他世的、彼岸的，但彼岸是影響今天的。基督的死在我們身上發動，基督的生在你身上發動。」「聖經是充滿歷史的，我們卻弄到教會不重視歷史，逃避。好像是在歷史上，不知道為什麼在歷史當中遊走了，沒有處境性。」
縱觀以上，梁博士認為今天香港教會有必要重新思考使命，要從「難民心態」轉變為「扎根心態」，積極參與社會，成為祝福的管道。教會應該幫助信徒理解歷史的變遷和神的作為，並在現世中成為領袖，實踐信仰。教會亦需要突破傳統神學的局限，關注更廣泛的社會議題，並鼓勵信徒在各個領域中實踐信仰。
在「第一封信」結束之際，梁博士說：「如果你問我寫一封信，真是很直白的。其實我們是怎樣的基督徒、怎樣的教會、怎樣的行事為人很值得商榷——就是與上帝在聖經、在歷史期望相離甚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