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是一种公共生活——王怡采访刘同苏牧师（一） 編輯室 2011年3月11日星期五 上午10:24 作者：王怡 刘同苏简介 刘同苏牧师，北京大学法学院毕业。曾任职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1991年，他应美国福特基金会邀请，赴耶鲁大学法学院从事欧美法哲学研究。法学院旁边就是耶大的神学 院。他入住神学院宿舍，在那里接触到基督信仰。随后广泛阅读神学著作，开始自称基督徒。他认真研究了洗礼的性质和沿革，确定自己认同洗礼的合理性后，遂于1993年受难日 前夜受洗。同年，刘同苏放弃法学专业，就读耶鲁大学神学院。1994年夏，刘同苏在耶大遇见老宣教士宾克汉姆先生，他在事后这样叙述，"我从他燃烧的生命中亲眼见到了活生 生的耶稣基督，自此我的生命才全然改变"。 1995年夏，他的妻子侯君丽在宣道会按牧，他配搭妻子，一起创建了新港华人宣道会。1997 年神学院毕业后，他也在宣道会被按立为牧师，先后创建并牧养过康州新港华人宣道会 、纽约新生命华人宣道会、旧金山华人宣道会国语堂。2009年3月起，他在旧金山湾区山景城华人教会担任主任牧师。 1997年起，他曾任耶鲁大学神学院通讯研究员和宣道会神学院特邀研究员，现任《生命季刊》、《生命与信仰》、《举目》、《恩福》等刊物编委。刘牧师也极有文字事奉的恩赐 和负担，在《海外校园》、《使者》、《生命季刊》、《教会》、《橄榄枝》、《蔚蓝色》等各种刊物上，发表诸多关乎神学、信仰与生命的文章。 采访缘起 刘同苏与妻子侯君丽均出生军队高干家庭，夫妻二人的蒙召信主和全职服侍， 及夫妻二人同被按牧，成为华人教会一段特别的佳话。在大陆背景的北美华人牧师中，刘同苏以牧养 大陆移民为主的教会，及对家庭教会的深切关注、长期陪伴、研究和对政教关系的神学反思闻名。他的法学和哲学背景，使他在思考家庭教会与政府关系、家庭教会的合法化、地 方教会的建造与治理等时代性的议题与挑战上，成为普世华人教会中一位极具恩赐与负担的牧者。 在2003年至2009年大陆家庭教会"浮出水面"的历程中，他以大量的调查、评论、研究和现场的服侍，成为家庭教会公开化运动的主要推动者之一。在一个形成当中的、关乎教会 的公共舆论界中，刘牧师显然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声音。他也因此成为一位新型的、教会中的公共知识分子。2008年，他出版了论著《上帝与凯撒的疆界：献给新时期的中国家庭教 会》。 在进入讲台事奉和教会牧养的过程中，我有幸认识刘同苏牧师。他也在我们教会短短几年的成长中，数次来成都参与对弟兄姊妹的教导和牧养。在他身上，我第一次目睹了一位全 然摆上的牧者榜样。2009年夏天，秋雨之福教会在逼迫中连续举行户外崇拜。他特别飞到成都，与我们同在。在我蒙召成为传道人的历程中，刘牧师在牧养职分与委身上之于我的 影响，犹如当初宾克汉姆先生之于他的影响。在成都和旧金山，我有机会数度向他求教，并透过电邮往来，形成了这一篇访谈。就我们在时代异象上相同的看见和负担、及彼此生 命中的交接而言，这是过于浓缩的篇幅，以至于我在文字上难以取舍。 从"师母"到牧师 王怡：你的信主见证，很多弟兄姊妹都很熟悉，甚至津津乐道。不过还是请你试著换一个角度，就是与你后来的蒙召服侍、与你对家庭教会的负担和对时代异象的看见，特别有关 联的部分，再简略谈谈。尤其是在全职事奉上，是怎么被太太拖下水的？ 刘同苏：我过去是文化基督徒的典型。1988年读过四福音书。也被耶稣的事迹所震撼，但没有思考这与我的人生有什么关系。1991年在耶鲁大学做访问学者，一个偶然的机会住在 耶鲁神学院。神学院的校舍是耶鲁最美的地界。在一个小丘上，名叫科学山。物理系、生物系、林学院啊，都从山脚开始，只有神学院盘踞山顶。礼拜堂就在小丘的最高峰。这个 建筑的象征意义，我很久以后才领悟到。 我是军队干部子弟，潜意识里，除了知识分子的优越感以外，还隐伏著红色出身的另一种优越感。并不是声色犬马的铺张，而是某种当仁不让、舍我其谁的姿态。所以 我的信仰动 因，首先是救国救民。我最初的信，也基本上是读书的结果。甚至受洗的直接原因，也是读书读出来的。很大程度上，我的信仰建立在思辩基础上。就是"我思，故我信"。我的 自我期许是"哲学王"。当时的关注点，也是法律和政治背后的深层文化结构。一到神学院，这种探究似乎有特定方向了。我和不少神学生谈过信仰。那时我正撰写一部关于非暴 力不服从的书，我把耶稣作为"非暴力不服从"的最早案例来研究，也把圣经看了一遍。但这次重读圣经并没有更多收获。和神学生的交谈也不得要领。我要探索的，是人类的普 遍原则和民族的文化精神，而他们说的往往限于个人和家庭生活，我觉得不对路。 那年夏天，我太太从国内来探亲。她倒很快和神学生们熟悉起来，还去了附近的教会。结果不久就信主了，还决定做牧师。第二年她进入耶鲁神学院，她是另一个故事。但在神的 计划里，对她的安排就隐伏著对我的安排。 后来读田立克的《基督教思想史》，《信仰动力学》，《圣经宗教和探索终极实体》这几本书。影响我开始在理性上接受神了。我承认神是主宰。但以一种喻意释经的态度，把圣 经看作一部人生指南。这时，我的信还完全是一种头脑里的观念活动。 王怡：所以信仰只是脑力劳动，还不是体力劳动。所以教会对你也还没有意义。 刘同苏：我也没感到对教会的需要。我的借口就是施洗约翰。他既然独处旷野了几十年，可见教会就不是不可或缺的。到秋天，我又读了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和其它一些著作 ，像特托利安的“Tertullian Against Praxeas”，巴特的《罗马书释义》，维斯利的《论基督徒的完善》等。自以为搞清了三位一体、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等问题。后来因为我太 太在神学院选了关于洗礼的课程。她常把要求阅读的书带回来要我读。我就对洗礼大感兴趣。在自以为懂得洗礼的意义后，我就在93年复活节接受了洗礼。 我读神学院，仍然出于"文化基督徒"的理性决定。初衷不是想做牧师，是既然有信仰了，就要在理性上弄清楚。但读了一年，信仰受到巨大挫折。去教会次数越多，发现教会里 样样东西都看不上眼。讲道水平太低。查经没人能说到点上。见证很俗气，会众在灵里都麻木不仁。眼界又窄，自我感觉与他们完全不在一个层次。 另一方面，觉得遇到几个教授 和学生做人都很差劲，一时间，理性上的信仰突然模糊了。最大的困惑是，既然这边的教会，和那边的共产党也差不多，我一个那边的 "世家子弟"，为什么要再趟一次混水呢？ 从少年轻狂，到青年的理性抉择，经过那么长时间的迷惑和割舍，我好不容易才从一种错误信仰和家庭背景中挣脱出来。 而立以后，难道我又要陷进另一种不明底细的信仰吗？ 王怡：记得你曾说，"在理性和感性的沟壑里"，你的信仰被撕裂了。 刘同苏：这是"文化基督"的尽头。一年后，我申请停学，借口有经济问题。我继续思考，但我并没有意识到我的生命成长需要依赖教会，反而认为这边的教会需要我来指导。但 真正的收获，不是我那些理性的探索。是牧师介绍我为一位老传教士教授中文。 王怡：宾克汉姆。真希望我也能见到他。 刘同苏：你将来当然能见到他。那年他82岁，在欧洲宣教了40多年，70年 代回到美国。我和老人的接触，使我看到原来信仰不是理论，而是生命。信仰就是活著。确切地说，信仰 就是活在耶稣基督里。他没有用高深的理论来表述和支持自己的信仰。他的信仰就是他生命中实实在在的耶稣，那么自然的在每时每刻活出耶稣来。我几乎从未见过象他那样集衰 老、虚弱和病残于一身的人；但即使在年青人身上，我也很少见过像他那样洋溢著青春朝气和生命活力的人。 他曾经中风，完全丧失过语言能力和行走能力。 医生禁止他食用大多数食品，但他会热情地与花朵谈话，会急切地救护一条蚯蚓，会抓住每个机会向人传讲福音。已经虚弱得谈话 中就会昏迷过去，却为我彻夜祷告；已经病残得一年都不能出门几次，却尽力去帮助在洗衣店偶遇的黑人洗衣女工；已如此高龄，还有语言机能障碍，却为了要向附近的中国人传 福音，而决定找我 学中文。有个下午，他对我说，"感谢上帝领我来到这个境地，现在我比从前幸福多了"。后来他去了另一座城市，95年，他离开世界之前，给一个朋友打电话 ，说我要到天父那里去了。朋友说，你怎么知道。老人回答："因为我感觉到好像回到童年，圣诞前夜一样的喜乐与期待"。 因著宾克汉姆的生命见证，耶稣对我不再是田立克书中的抽象概念。信仰就是重生，耶稣的生命开始真正进入了我的生命。但后来又走了很多弯路。95年初，我和太太在耶鲁大学 举办了一个面向大陆师生的圣经讨论会。但因为没有教会的依托，主要是我自以为比各教会都高明，几位同工也不愿让这个讨论会和教会挂钩。结果成了一个清谈的沙龙，还是我 的"老我"的放大。这个讨论会搞得动静很大，但不久就散了。95年夏天，我太太毕业，成了宣道会的牧师。我就和她一起去了新港。 王怡：就是你做"师母"的那段日子。 刘同苏：教会的弟兄姐妹叫我"同苏"，但有时他们也绞尽脑汁想给我按个头衔。叫我"师爹"，"师爷"，"师公"。这一次我进入教会事奉，经历生命的飞跃，完全不是自我 可以设计出来的。教会事工需要全方位投入，理念在这里是无力的，只有血肉的生命才算数。生命的事工只能靠生命来推动。在这里，我的信仰从飘浮的玄想，著陆到坚实的地基 上，由苍白的理性进入丰盛的生命。我的确是被太太拖下水的。作为她事工的助手，我不得不把生命越来越多地投入服事，直至回首，才发现我的生命已和服事无法分割。 到97年夏天，我毕业成了牧师。我在纽黑文市区和耶鲁校园走了几百个来回。反复在电线杆和广告栏上张贴教会单张。有一次被我太太看到了，看我如何用心地贴单张，她感叹说 ："同苏真是变了"。我过去是清高的学者，做了十几年法学研究，从不屑于作法官和律师，认为唯有纯思辩的工作才值得我这种人做，更不要说这些琐事。 王怡：教会实在是信仰的试金石。文化基督徒，一碰到教会就死。真正的基督徒，一碰到教会就活。你的经历真是神特别预备的。不然我们接下来怎么谈教会观，怎么谈今天家庭 教会的问题和异象呢。 刘同苏：或者这么说，你在教会中死，才是真正死了。你在自己家里死，是不算数的。96年12月， 我们离开原来的会众，几乎是两手空空来到那里。神带领我们开展校园事工。开 头，情形只能用"绝望"来形容。我太太一生受到的诬蔑的总和，大概也不及那时所受的千分之一。我们在那里，死得很彻底。我们本是口齿灵利的人，原来的家庭出身和社会地 位，也是受不得气的。但我们接触到的人，并不看重我们的爱心。头四个月，新来的人没有回头来第二次的。有的慕道友公开说："你们哪儿叫教会啊，只是哄著一伙学生玩呢" 。他们的流言蜚语，当面羞辱，作为传道人，我们不能还以一言。但两个月后，最后两个基督徒家庭还是离开了教会。聚会人数最后只剩六、七个人。这是我们牧养的第一个教会 啊。我的信心动摇，内心凄苦。当时，宣道会华联会的总干事朱文正牧师给了我们鼓励。 在祷告里，神让我们看到，来纽黑文的时候，其实我们并非两手空空。我们在心里还带著对自己语言能力和组织能力的自信。但四个月的实践，证明了靠著所谓高超的能力，并不 能打开事工局面。在一切自我能力都不能奏效之后，神再次赐下的异象，成了我们唯一的确据和实底。如果你真相信自己的异象是真实的，你就不怕把自己的身家性命交付给未见 之事。若我们是真的信，我们就不要回头张望退路。 我们到纽约中国城，定制了一块教会的牌子。这牌子是我们信心的象征，是决心把自己整个生命交给神的宣告。97年复活节崇拜之前，我们将牌子立在教会前面。在场只有六位大 人和一个儿童。要死就在这里死。要活，就和神的儿女一起活。我们完全依靠神，把自己的全部生命交给神使用，神就在我们里面彰显他的大能。就在那个复活节后，人们就开始 不断地来参加我们的聚会。 (上文蒙允转自"基督与生命"系列之《一生一世的仰望》一书。) 分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