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禧年观影响下的中国社会及家庭教会 編輯室 2011年6月28日星期二 下午2:18 千禧年观念是《圣经》中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它会影响到基督徒的世界观（出世还是入世）、人性观（性善还是性恶）、政治观（积极参与还是极端排斥）等等。不同的千禧年观导致了不同的教派、不同的社会观，甚至导致不同的人类行为和历史后果。 千禧年前、后派的划分是以千禧年在耶稣再来之前、之后划分的。千禧年前派指耶稣是在千禧年来临之前就来临的，千禧年后派指耶稣是在千禧年完成之后才来到地上的。千禧年前、后派中的大多数人相信千禧年是地上建立的一个政治性的国度。与无千禧年派否定有实际存在的千禧年的观点相反，千禧年前、后派都主张有一个实存的、在地上能实现的神的国度，这种观念会极大的鼓励信徒确信耶稣基督不是出世的、而是入世并改变世界的，基督不仅要将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而且要掌握政治权力、治理全地，这样，一个政治君王性的基督似乎有点成形了。 但两派的社会政治观很有差别，千禧年前派对人性的理解较为符合圣经的真道，他们相信人的败坏在此世是更改不了的，人自己建立地上天国或者类似千禧年的国度，也是绝对不可能的，故地上天国必须由神、由耶稣基督自己亲自建立起来。当然，也由于强调社会与人的败坏和无能，前派也有导致丧失社会关怀的倾向。 千禧年后派是最主张社会关怀和改革社会的，但后派中有不少观点极容易导致对人性不符圣经的理解，导致人扮演上帝、在地上靠人自己强行实现天国，结果天国没有建立，反而造成了人间地狱。此派中的不少派别所造成的历史恶果值得当今人类继续反思。 我们先来看看千禧年前后派中对千禧年实存性的基本主张及其对社会的影响。千禧年的实存性集中表现在以赛亚书9：7的字面解经上： 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 有一子赐给我们， 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 他名称为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 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 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 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 从今直到永远。 几乎所有的教派，对第6节用字面解经解释为耶稣诞生，这是个共识。但在对第7节的解释上就出现了分歧。无千禧年派用灵意解经，将耶稣基督作王掌权解释为象征和比喻。实际上，如果按照同一经文解经方法一贯的原则，第7节也同样应该用字面解释，如此才能前后一致。以赛亚书9：7是千禧年实存性的一个铁证。教会历史上不少时期、不少神学家都坚持千禧年的实存性。 千禧年的实存性从以赛亚、但以理时已经成立了，初代教会（1-3世纪）也坚持该立场，初代教会因多在迫害之中生存，众信徒都热切期盼基督早日再来，建立永恒国度。许多早期教父如革利免、游斯丁、爱任纽、特土良也持此说。特土良在与异端马吉安的论战中写到：「我们相信神给我们的应许，是先有地上的国度，后有天上的国度。那是在另一种情形中的，是在复活以后的。这个国度会有一千年之久，是在神自己所建的城中，也即由天上降下来的耶路撒冷……神的仆人在这块地土上为了神的名受苦，他们当然应当（也配得）在这块地上欢喜快乐。」（注1） 在中国，不少神学家主张千禧年的实存性。著有研究启示录著名经典《启示录讲义》的杨睿哲牧师，在该书中写道：「关于千禧年的事，本来在本章内，清清楚楚的的确确，一连六次说到一千年，这就证明千禧年是必有的，是事实。可惜历来教中人士，对于此事，有一错误的观念：他们以为圣经中只有此处说到千禧年，是写在一本充满像征而难解的书内，真理似欠准确。殊不知全部圣经都是神的话，启示录当然也不例外。神的话是诚实的、阿门的；神说一次和他说多次都是确实的。」（注2） 中国基督教领袖，无论是倪柝声、王明道还是吴耀宗也都主张千禧年在地上的实存性，但前两者属于千禧年前派，而后者是千禧年后派，后者在千禧年上的极端观点对整个中国社会产生了极其恶劣的影响。 如果说千禧年前后派在美国起到了积极正面的社会作用、遏制了两派的负面效果的话，那么两派在中国却将各自的负面效果全面地暴露出来，两派在中国起到了并不令人满意的社会效果。主张千禧年后派的吴耀宗开「三自教会」的先河、依附无神论政权、企图靠人力在地上建立天国，甚至主张天国主要由共产党而非教会来建立；而主张千禧年前派的中国家庭教会代表倪柝声、王明道等先辈，虽然在一定程度了遏制了「三自」人定胜天的地上天国观念，但却陷入在封闭隔离、对改革社会和文化使命毫不关心的消极避世观念当中。而时代交给我们的任务，也许是在肯定人不能建立地上天国、天国只能由耶稣基督亲自缔造的前提下，积极入世、投身社会改革和文化使命当中。 17世纪人文主义相信人定胜天，教会也受影响。不少神学家主张在末世前人能建构千禧年国度。这种千禧年后派观念被19-20世纪新派神学接受，推动了社会福音，以爱与道德建立改造社会、建立地上天国。中国宣道神学院陈广培讲师在《吴耀宗与王明道的天国观比较研究》一文中指出：「吴耀宗的天国观念可说是承继自西方的社会福音学派，我们从他把自己首本结集的文集称为《社会福音》中便可见一斑……所谓天国并非是一种求来世的幸福，忽略今世的努力的信念，乃是要将天国实现于世界」；「吴耀宗以为人的努力能促成天国实现在人间，基于两个原因：第一，善必胜恶是宇宙最终的法则，是上帝在历史中最终的意志……第二，承担起实现上帝旨意的使命是人类……整体来说人类的历史都是寻求善的、并呈现进步力量」；「吴耀宗以为教会的作用就是推动历史，使天国早日现于地上，至于教会作为一个组织或机构在历史中是否继续存在，并不是他最为关心的要点。教会为了使天国早日实现于人间和协助新中国的诞生，应『在今后与国内一切进步的力量联手起来，去完成这一个重要历史任务。』」（注3） 从以上吴耀宗的言论中，我们看到他的千禧年后派观几乎跟共产主义观点没有区别。上文讲到，千禧年后派让人积极入世、改造社会、勇于承担文化使命，但后派的优点也带来它的缺陷，就是它过于依赖人、过于相信人、过于把人的罪性、基督的拯救独一性和天国的属灵性淡忘。吴耀宗的这种千禧年后派观点对中国教会影响极其恶劣、至今仍阴影未散。 吴就是在这种观念左右下与共产主义谋和，与共党政权联手，建立依附共党的所谓「三自」教会，协助迫害不加入三自的家庭教会成员，并让三自成为建立地上天国——共产主义社会的一大主要力量。目前，中国的三自教会仍然存在，虽然已经有了很多的分化和变化，但三自的本质还没有变，三自的神学思想，跟共产主义思想非常接近。三自中的教会政治化（学三个代表、学奥运）、因爱称义、认为耶和华是恶神、共产党员凭道德也可得救……诸如此类的流毒至今仍然危害著中国教会。虽然吴本人后来也锒铛入狱、深受共党迫害，但他本人及他类似共产主义的后千禧年观要承担主要的责任。 与三自的领袖吴耀宗相反，中国家庭教会的领袖倪柝声、王明道等人基本上主张前千禧年观念，极力反对人建构地上天国、也极力反对基督徒积极入世、介入政治和文化使命。 王明道先生在他的《耶稣是谁》一书中写道：「自从亚当犯罪以来，世界便逐渐败坏，世上的列国在人的眼中看，是有文明的，有野蛮的；有富强的，有贫穷的；有民德高尚的，有民德低下的；但是在神的眼中看，却无一不是充满了强暴罪恶，神不要修理这败坏的世界，他乃是早已定意毁坏者悖逆神命的列国，建立公义永存的国」。（注4）在这段话中，王先生从人的全然败坏的本性出发，否定了世人可以建立公义国家、政权的可能性，而且既然「神不要修理」世界，那么人改造、修理这个世界的理由也是没有的，从而他也否定了基督徒承担文化使命和社会责任的可能。 但王先生的可贵之处就是一眼看穿了吴耀宗社会福音派的恶劣社会后果，并与后者坚决地划清了界限。在陈广培的《吴耀宗与王明道的天国观比较研究》一文中指出：「天国既然不属于现在这个世界，所以王明道以为那些现代派或宣传社会福音的人是混淆了福音的真道和违反圣经的，他指斥他们『是打著基督的旗号，为魔鬼服役，外表披著羊皮，里面却是残暴的狼』；『有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因为按照但以理的预言，天国是非人手造出来的，故天国绝不是人的努力所能建立，也绝非凭历史的进化发展而来。」 （注5）。 王先生直接指明吴耀宗是「残暴的狼」，他们的后千禧年观只能造成魔鬼喜悦的境况，只能将人推入地狱。因此，王先生与吴耀宗、三自及共产主义者势不两立，以生命来捍卫纯正的信仰，他虽然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但在中国教会史上立下了不朽的丰碑，必有荣耀的冠冕在天国佩戴。 与王明道牧师的千禧年观类似，倪柝声也主张千禧年前派的观点，而且也对人建设地上天国的努力坚决否定。众所周知，倪柝声受时代论影响很大，故在千禧年观上基本上持时代论的看法。建道神学院教授梁家麟所写的《华人时代论者对千禧年国度的理解》一文中写道：「倪柝声相信，圣经中所有关乎国度的预言和讲论，以及耶稣基督在福音书中所申论的天国道理，均是指著千禧年国度。而在这些天国的道理中，籍患难而得荣耀的教训是最清楚的。」「自由神学家与社会改革派大多数认为基督的救赎包含了宇宙性的意义，就是要更新这个被罪污染了的世界，使万物回复到一个和谐有秩序的状态；而这也成了基督徒的文化与社会责任，他们要改革制度、锻炼人心、建设社会、促成天国的实现。倪柝声当然不赞同这样的主张……这个理想世界的图景，较诸始祖末犯罪前的伊甸园还要辉煌灿烂。不过，它可不是靠今天基督徒的努力而缔造出来的，纯粹是基督自行的创造；而基督也不会在现实世界的基础上，成就这个美丽新世界。」（注6） 从以上文字可见，倪柝声尽管对千禧年的实存性毫不怀疑，但他也是主张人不能建立千禧年国度的，这是对社会福音派的有力否定。正如吴耀宗代表了三自的声音一样，倪柝声、王明道也正好成为中国家庭教会的神学代表，二人的千禧年观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家庭教会。这成为家庭教会不依附政权、坚持纯正信仰的有力支撑，几十年来，这种千禧年观使家庭教会虽受苦难仍背负十字架在主的道路上奔走，他们的见证十分感人。 千禧年前后派不同于无千禧年派，他们都主张千禧年在地上的实际存在性。这给信徒以实际的盼望，给精神上巨大的动力。正如希伯来书11：1节讲道：「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千禧年的实存性是千禧年前后派的优点。 但如果认为千禧年的实存性是由人缔造的、人能建立地上天国的话，那么这样的千禧年观只能造成社会恶果。这在吴耀宗为首的中国三自的千禧年后派观点中得到了印证，也在清教徒某些激进派别力图强行实现「凡物公有」等社会制度的恶果上体现了出来。在这方面，以王明道、倪柝声为代表的中国家庭教会确有清醒的认识，大部分清教徒由于由加尔文预定论作为神学根基，所以在强调人的「全然败坏」和人不能缔造地上天国上也是一贯的，所以他们尽力限制人的狂妄和专制，在承认人的罪性的前提下改革社会。如著名的《韦斯敏斯特信条》充满了对人的败坏的警惕和制衡，它构成了英国清教徒缔造英国「君主立宪」宪政国家的神学基础。 对比中美两国的千禧年观，尽管美国也有社会福音派的影响，但我们看到在美国主流千禧年观还是起到了良好社会效果，一方面它积极有为，改造社会，期盼基督千禧年在地上的降临；另一方面，它也不承认人能缔造地上天国，用宪政来制约人的罪恶、反对颠覆人类秩序的共产主义妄图。 但在中国，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合流的「三自」后千禧年观点至今仍辖制国人的思想，使很多信徒存在人建立地上天国的迷梦；另一方面，以王明道、倪柝声为代表的前千禧年观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抵制了「三自」后千禧年观的流毒，但他们的千禧年观中对人在社会改造上的无能为力的强调、信徒逃避世界的出世态度、毫无担当文化使命的倾向，却给中国信徒带来了巨大的负效。「自性自渡」、漠视社会、封闭保守成为受他们思想影响的家庭教会的特征。 故中国教会在千禧年观上的当务之急，是效法主流清教徒的千禧年观点，在坚守人的罪性、天国唯有上帝能建造的前提下，也充满盼望，在这个世界上作光作盐、筑山上之城，影响世界、改革社会、承担文化使命，也许这样的千禧年观，才能弥合千禧年前派、后派甚至无千禧年派间的分歧，也会形成最良好的社会后果。 注1：见《基督教神学原典菁华》447页，校园书房出版社 1998年11月版 注2：见《启示录讲义》494，495页，灵水出版社1992年7月2版 注3：见《千禧年：华人文化处境中的观点》33、35、36页，基道出版社 2000年11月初版 注4：见《千禧年：华人文化处境中的观点》39页，基道出版社 2000年11月初版 注5：见《千禧年：华人文化处境中的观点》40页，基道出版社 2000年11月初版 注6：见《千禧年：华人文化处境中的观点》77，78页，基道出版社 2000年11月初版。 【曼德，本报专栏作家。基督徒作家、羊文化首倡者，基督教道学硕士，曾在大陆数百家教会、工商团契、企业演讲，经常于众多主内刊物发表文章。曾在大陆出版《天职》、《新职业观》，在香港出版演讲光盘《信仰与经济》，在美国出版《荣耀职场》。现为中国福音会副宣教士。（支持曼德事工可奉献至： China Ministries International，1605 E Elizabeth St., Pasadena CA91104 USA；支票擡头：CMI，并注明「奉献曼德文字及文化事工）】 分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