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4月21日清晨,立在天安门广场国博馆门外九米五高的孔夫子塑像一夜之间神不知、鬼不觉的被移走了,从2011年1月11日树立还不到4个月。据官方发言人说,这原来放在外面,就是临时的。但此不能自圆其说,因为孔像的基座、外观和开幕典礼,完全不是临时的味道。孔像被撤下,只有两种可能,一种是极左派的反对,一种是开明派包括基督徒的反对。 在极左派著名的《乌有之乡》网站上,有文章写到:"原来孔子搬出来,是防御性质的,就是准备用孔子来防止耶教和西方宗教信仰对中国人的洗脑,及填补『非毛』化后的信仰真空,但是,暴风骤雨的北非和中东的局势,告诫了我们,这种温和的被动防御,根本不能抵挡西方的进攻,于是,孔子像又搬回到屋子里去了,留在外面的,仍然是毛主席像,因为,全国全党上上下下的正常人,在这次所谓茉莉花革命中一下子都被撞醒了:目前,解决西方的咄咄逼人攻势,非毛泽东思想而不能。全国大左转,这是形势所迫,是必须的,否则,中华民族只有死路一条"。看来,极左派反对孔像,在于他们要发扬光大毛像。 当然,从基督徒的立场看,从天安门移动到国博雕塑园中,标志著儒教"国教"地位的丧失,官方原意就想树立儒教为国教,以此来对付基督教及西方民主自由,也许也因为基督徒等开明派的意见的上达,终于决定不能如同海外的孔子学院一样,将儒教和国家意识形态拉拢的太近。无论官方听取了左派还是基督徒等开明派的意见,这一事件本身,却给我们基督徒很大的警惕,我们要时刻反对任何宗教的国教化,更反对以民族主义情结来阻碍福音的广传。 在孔像进入天安门时笔者就写了一篇文章,该文迟迟没有发表。以下是其中的大意:2011年1月11日,树立尊高9.5米(九五之尊)、重13吨的孔子雕像被立于国家博物馆北门,其正好与天安门城楼上6米高的毛泽东像遥相对应。孔子像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将其立于高度政治化的天安门广场。众所周知,天安门广场是国家政治形像的像征,重大政治活动经常在此举行,其上面的每一块砖瓦、建筑物、标语都要经高层的同意。尤其像孔子像这样一个硕大无比的物件、极具文化与政治意味的符号,如果没有经过最高层的点头,是不可能摆放在这里的。既然放在广场,就至少意味著孔子已经不是新儒家们诠释的"心性的孔子"、也不是于丹们解读的心理调节大师孔子,而似乎是一个要做"国家精神"的"政治的孔子"。 不仅如此,2010年12月底,山东曲阜将在距孔庙3公里处诱@座名为圣三一的基督教堂。该教堂占地4亩,高41.7米,可容纳3000人。几天之后,儒家学者联名发表反对曲阜建造教堂的意见书,在这篇《尊重中华文化圣地,停建曲阜耶教教堂》的文章中,蒋庆、陈明等十名儒家学者、十家社团和十家网站联合呼吁:"尊重中华文化圣地,停建曲阜耶教教堂"。之后各种主张停建教堂的论文、研讨会纷沓而来,网络上下、来势汹汹。但基督教内,对此基本保持沉默。 这两个事件在一个月时间里发生,似乎标志著儒教张扬自己地位的越来越高涨的热情,联系到近年来孔子学院在海外的不断扩张(据2011年1月22日《星岛日报》称:从2004年韩国孔子学院算起,全球孔子学院已设在91国及地区共322所,孔子课堂设在34国共369个。中国国家元首几乎每次出访都要到访当地孔子学院),不能再让我们等闲视之了。而儒教势力与政治联姻,对我们而言是福是祸?我们基督徒如何应对呢? 不少基督徒以为上述诸事只有关文化多元、是执政者在思想文化领域实施多元的象征,也是执政者假以孔子、儒家文化来整合当下世道人心、道德纲常的手段。但我们知道,挽救信仰危机,基督教更有功用,为何不在广场放置巨大的十字架或耶稣像呢?也许我们应从这几年儒教在中国发展的某些迹像中探出究竟: 2000年代以来,诸如于丹、易中天、曾仕强等儒学的民众普及者被媒体有意推广,他们在百家讲坛等中央媒体长期炫示话语权,他们签名售书、演讲辩论、参与学术、经济等论坛并成为广告明星。2007年,社科院学者方克立在其《共产党人应该怎样对待儒学》一文中也提到社科院成立了儒教研究中心,专门研究儒教的现实意义以供高层参考。方克立在该文中指出"『立儒教为国教』是康晓光前几年就提出的主张,近年来影响迅速扩大,蒋庆、陈明等人都起而响应,『复兴儒教』、『重建儒教』的呼声很高……儒学政治化和宗教化都表现了大陆新儒家对儒学改造社会和转化现实的功能的重视,表现了其积极有为的姿态……他们对舆论宣传工作极其重视,开会、出书、办杂志、办网站,应邀到各高校演讲,频繁接受媒体采访,善于利用儿童读经、弘扬国学、儒教讨论等活动来为自己造势……是喧腾的新儒家和很会造势的新儒家"。而在这些强势的大陆新儒家中,蒋庆是他们中的杰出代表。 蒋庆,1953生,字勿恤,号盘山叟。1982年毕业于西南政法大学法律系,先后任教于西南政法大学、深圳行政学院。主要著作有《公羊学引论》、《政治儒学》等,并有多部译著。蒋庆在2003年出版《政治儒学》后,开始在中国政治思想界暂露头角,他在《政治的孔子与孔子的政治》一文中写道: "我理解的孔子以及我理解的中国政治与当今中国学界所理解的孔子与中国政治不同,我理解的孔子是『政治的孔子』,我所理解的中国政治是『孔子的政治』。质言之,我认为中国儒学传统中有一强大的『政治儒学』传统,而『政治儒学』的思想在当今中国仍然具有鲜活的思想性与巨大的生命力,足以同当今中国流行的各种显学相抗衡,并且中国政治发展的方向必须是『孔子的政治』"。蒋庆指斥知识分子:"他们只承认孔子是『心性的孔子』或『道德的孔子』,而不承认孔子是『政治的孔子』或『创制的孔子』;他们认为在当今中国只能有『孔子的道德』,而不能有『孔子的政治』;只能有『民间的孔子』,而不能有『宪政的孔子』"。 蒋庆在该文中针对基督教立场写道:"『儒教作为国教』不只是『政治儒学』作为『王官学』的诉求,更是中国历史的事实。中国在『三代』时就存在『国教』,一直到一九一一年『儒教作为国教』的政治地位才崩溃。现在『政治儒学』提出『儒教作为国教』,只是恢复中国古老的『国教』传统,并非如批评者言是『把儒学变为宗教』或『把儒教变为国教』……『国教』涉及到一个国家的文明属性与一国民众的共同信仰,涉及到政治权力的精神价值来源与超越神圣的正当性,在中国恢复『儒教作为国教』不仅可以解决国家的文明归属问题与国民信仰共识问题,有利于克服当今中国的信仰危机与价值虚无状态,同时也是在复兴中国古老的文明传统"。蒋庆的宣告明显昭示出当前政治儒学的的目的和意志。 面对咄咄逼人的儒家攻势,相形之下我们基督徒似乎只有招架之功而无还手之力;而儒家文化基督化的梦想,似乎要被基督教儒家化的趋势所遮盖。一个张扬其权力意志,一个却以为对方是文化上的谦谦君子甚至是信仰上的同道;一个要奋力征服、一个却以"轻看世界"的超越信仰来回避社会问题。近年来,基督教为了减少当政对基督信仰的敌意,除了社会救济外,几乎没有任何文化基督化的努力,对于社会领域,与政治儒学的强势相比,也几乎失语。我们在社会上也丧失了主流话语空间,致使本土固有文化完全在最近几年大行其道、主宰著社会文化、影响著主流媒体和公众。 一些基督徒学者、传道人为了在国内传播福音、减少固有文化敌意,而经常调和儒、道、释与基督信仰的关系,强调他们的共同点,试图告诉国人基督教不是外来宗教而完全是自古就有的本土信仰,这样的本意是好的,但由于太强调"和",反而使信徒们因为看不到基督信仰的本质和独特之处而最终丧失了分辨能力,迎合变成了同化,最终否定了自己。不少基督徒学者努力达成中国的"天""道""上帝"概念与基督教相关名词的合一:先古中国人敬拜的就是耶和华上帝;孔子是慕道友;在中国古代有上帝的特殊启示等等。诸如此类的善意如果发展下去,也许会成为没有原则的投降。 面对这些情势,我们所要做的也许是像雅比斯的祷告一样,求神扩张我们的境界。在这方面,我们要学习《圣经 希伯来书》,该书可以看成是向犹太人宣教的跨文化宣教经典,《希伯来书》通过犹太人熟悉的"天使""大祭司""帐幕"概念以及摩西、麦基洗德等《旧约》人物,巧妙地将耶稣基督借用这些媒介传达出来,使犹太人既熟悉又新鲜、既惊叹又合情合理地接受、一切都无可推诿。《希伯来书》非但没有向犹太文化妥协,反而借助犹太文化,将"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这一信仰核心传达了出来。 面对政治儒学欲成为国教的努力,也许我们更该指出基督教的基本立场:任何宗教都不能被设为国教,无论是儒教、佛教和基督教等宗教。众所周知,现代化的标志就是"政教分离",就是要彻底消除掉政权的神圣性、属灵性和宗教的政治化,这是宗教改革运动所强调的。著名宗教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把政教分离过程称为"驱除巫术"的过程,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著作中,他针对宗教改革教义之一预定论论指出:"宗教发展中的这种伟大历史过程——把魔力(magic)从世界中排除出去,在这里达到了它的逻辑结局;这个过程从古希伯来预言家们开始,而后与希腊人的科学思想相融合,把所有以魔法的手段来追求拯救的做法,都当作迷信和罪恶加以摈弃。"由于人的得救和成圣只仅仅在于神,并不在于世俗的政权,所以政权的救赎、教化功能纯粹是谎言。而那些把政权赋予神圣意义,甚至政权干预属灵的权柄和事务,都是巫术政治的表现。这些宗教改革以来的基本常识,需要基督徒大力弘扬。 总之,如何面对儒教在当下的强势作为、如何面对瞬息万变的中国情势,确实是对当代基督徒的挑战。但无论如何,我们要在对神的信心中完成神交给我们的使命。正如马太福音28:18中所宣告的:"耶稣进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 "。基督教在中国当下的传播,显然不像明清之际那样艰难,也不是1980年代仅仅是传福音为主。现在是信仰深化的时代,是我们的信仰在主流社会发挥巨大影响的时代。一切正如约翰•加尔文所说:"欲想在天国得荣耀的,今生必须争战。"也如新译本《圣经•创世记》1:28:"神就赐福给他们,对他们说,要繁殖增多,充满这地,征服它;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所有走动的生物"。 孔像是搬走了,这值得庆祝,但此一事件,对我们基督徒的警示作用依然存在,望我们不断警醒祷告,为主在纷乱的末世来争战。
【曼德,本报专栏作家。基督徒作家、羊文化首倡者,基督教道学硕士,曾在大陆数百家教会、工商团契、企业演讲,经常于众多主内刊物发表文章。曾在大陆出版《天职》、《新职业观》,在香港出版演讲光盘《信仰与经济》,在美国出版《荣耀职场》。现为中国福音会副宣教士。(支持曼德事工可奉献至: China Ministries International,1605 E Elizabeth St., Pasadena CA91104 USA;支票擡头:CMI,并注明「奉献曼德文字及文化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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