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紹昌牧師：紮營教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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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03月08日12時07分上午 Posted.

去年十二月，在倫敦南區的一所教堂內，發生一個規模不大但氣氛熱烈的辯論。參與的人士有各種不同的路數，也算具有相當的代表性，其中有牧師、勞工、教授、環保人士、投資銀行家、以及金融界人士。大略是分為金融界與非金融界兩個陣營，隔著會堂走道進行熱烈的爭論。他們的論題是關於「金融界的道德」。這種類型的辯論算是罕見的。

這場爭論，是「佔領倫敦」運動中的一個令人欣喜的變奏曲。「佔領倫敦」是「佔領華爾街」的英國版。有趣的是，「佔領倫敦」卻選擇「紮營教堂」，從二○一一年十月開始，在倫敦市中心鼎鼎有名的聖保羅教堂外面紮營抗議。相對於美國各城市政府驅趕紮營抗議者，英國顯得溫和與反省得多。駐紮在此大教堂的示威者甚至在教堂帳篷中過了一個頗為溫馨的耶誕節。

「佔領倫敦」選擇了聖保羅大教堂作為抗議營地，是個聰明的決定。教堂確實是一個令人可以多方反思的地點。這教堂位於倫敦市中心，矗立在倫敦塔與西敏寺之間的泰晤士河畔，是個聞名遐邇的古蹟，也是英國國教的中心教堂，更是四百年來宗教與政治交相運作的舞台。

責任感、道義vs個人主義、貪婪

辯論，當然是各持己見，但這次辯論的結果，卻有一致的結論：金融界道德不夠。金融界也坦白承認。但在聖保羅大教堂中所得到的這個「結論」，充其量只不過是一個「共識」，而且僅是與會的兩百多人的共識，不是「立法」，不是「政策」，不能「執法」，完全沒有法律責任的，更無行政效力、執行的權限。那麼，這個結果能解決問題嗎？當天參與辯論的人，僅有三分之一的人認為僅靠道德就可以解決這個困境。我無意當道德家，但卻堅定地站在這三分之一的這邊的。縱使有完備的立法與執法，若沒有道德的底蘊與支撐，華爾街式的第二次災難絕對是一顆必定引爆的定時炸彈。我期望，這種模式的辯論是一個好的開始，能用理性的對話，刺激社會、領袖、各界精英能喚醒自省。因為這個事件，我對英國有些另眼相看，對這已經沒落過氣的日不落帝國，重新有了一分敬意。

我想到剛辭世的捷克總統哈維爾，一個劇作家，異議人士，囚犯，法蘭絨和平革命的推手，第一任民選總統。二○○二年二月，哈維爾總統卸任，《紐約時報》社論指出，作為總統，哈維爾沒有留下明顯的政治遺產，卻給世人留下啟發：國家領袖的品格極為重要。捷克，甚至其他地區，都因哈維爾而變得更好。捷克至今在東歐國家中相對地更穩定，道德自覺較高，哈維爾的貢獻良多。

自從二○○八年全球金融危機以來，金融界的肥貓紅利與金融管理問題一直是令人情緒激動的話題，但說者沸沸，聽者藐藐。全世界的金融界並未表現出反省的意願，更遑論認真地討論改革方案與實際的修正行動。若非為了選票，有多少金融大權在握的政經領袖，願意俯就卑微地與憤怒的民眾對話？如今，英國高層的金融界精英意識到，過去二十多年來，責任感和道義意識被個人崇拜和個人貪婪取代，以至於為了使金融機器維持運轉，人人殺紅了眼，追求最大的利潤，不顧風險，但對個人道德與社會責任，卻視若無睹。雖然只是小小的一步，「占領倫敦」幫助促成了對話以及金融界的反思。就這點而言，「占領倫敦」要比「占領華爾街」高明了許多。

英美兩國的發展不同

　　為何「佔領運動」在美國與英國的發展不同？相對於美國，佔領者早早就被驅離公園，現在進行零星的街頭游擊戰，而英國的「佔領倫敦」竟能撐過寒冷的冬天，甚至在營地中還過了溫馨的聖誕節，是什麼因素造成這麼大的不同？歷史學家、政論家可能日後會有更詳盡的分析，但我發覺，在「佔領倫敦」的運動中，教會是個重要的因素之一，而在「佔領華爾街」卻無教會的身影。倫敦聖保羅大教堂的一個高層領袖，甚至為了要保護抗議的民眾能繼續紮營，因此而下台。

教會照顧弱小的個體，保護無辜者，是個很久遠的傳統。英語中的教堂有個古老的名詞，稱為「聖所」（sanctuary），原本的意思含有分別出來的聖地，因此在上面建造教會。聖所不僅是崇拜的地方，也是讓逃亡者獲得保護之處。中古世紀的英國頒布了平民法，凡進入聖所的人可得暫時保障。只要伸手抓到了叩門的銅環，立即可進入聖所獲得庇護，等候公平的判決，仇家不得繼續追殺。今日，不少古老英國教堂大門上還存留這些青銅門環的遺跡，繼續無語地述說著教會保護冤屈者的歷史。

教會當然不會庇惡枉法，而是用更高的道德要求，讓正義能伸張。因此，也僅有過失殺人的，才能享有保護。歷史中，教會確實也曾經保護過許多無辜的人。這聖所庇護的作法，並不是英國人的發明。事實上，此概念與作法是源於舊約聖經中的逃城，為過失殺人所預備的避難所（民數記三十五章；申命記十九章）。無論是舊約時代，新約時代，現代與將來，上帝總是眷顧孤苦無依的弱勢群體。

一個反省的地方與群體

我幾番思索，這次的聖保羅大教堂允許抗議者紮營，又發生了教堂內雙方激辯而產生自省的事件，不禁啞然失笑。為何？這事竟然發生在教會沒落中的英國，而非基督徒仍然活躍的美國！如神學家薛福在許多年前的斷言，歐洲已進入後基督教時代，美國正步其後塵。英國正如歐洲一般國家，已經成為相當世俗化的社會，因是之故，教會在政治、社會、文化上的影響力，已經是日薄西山，所剩無幾了。相對的，美國在西方國家中，算是最屬靈了，雖然緩慢持續下滑，教會的力量仍然可觀，在政治、文化、信仰、道德上，仍然有相當份量的影響力。

但此番，實質上支持弱勢群體的佔領活動，卻發生在教會已如老弱殘兵的英國。我不知道這是否應當被視為一個諷刺。當然，聖保羅大教堂是具有一定程度的制高點，但也並非完全代表英國聖公會，也並非採取主動涉入。雖然一個高層領袖因此而下台，聖保羅大教堂能不涉入政治漩渦，以一個單獨教堂能作此貢獻，我個人頗為欣賞。我突發奇想，若有天佔領華爾街的人，看中了首都DC的「華盛頓國家大教堂」，並且呼朋引伴地進入紮營抗議，不曉得會發生什麼結局？

教堂中的答辯以及反省，永遠是極為寶貴的。教堂能提供一個讓人反省的地方，平和地表達對社會的關切，真是令人心喜。

當然，教會自身也需是一個能反省的群體。能反省的個人，必然有盼望；能反省的族群、國家，將有前途；能反省的教會，上帝必然喜悅。

我再思索著，每個人的生命中，總是會有個時候成為別人生命的交匯點，就好像聖保羅大教堂身陷於「佔領倫敦」運動中一般。當我們成了別人看上的「聖保羅大教堂」，作為基督徒的，當如何？是關起教堂大門，或是打開大門？

* 蒙允轉自《傳揚》雜誌2012年3月刊：http://magazine.efccc.org/ArticleDetail.aspx?DocID=3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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