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世军苏屋邨社区服务队是救世军辖下的社会服务单位，主要协助苏屋邨内的长者解决清拆及搬迁时所遇到的困难，并连系区内资源，为他们转介合适服务，同时鼓励他们参与社区活动，从而建立支援网络。
据2009年香港房屋委员会之数据，高达47.1%香港人口居住在公共房屋。公共房屋不仅是不少香港人的居所，居民在公屋内居住往往超过三、四十年，经历两至三代，在朝夕相对、共同生活的空间里，孕育出独特的"屋邨"文化，也散发著浓浓的人情味。
苏屋邨宣布清拆之后，几年来居民陆续迁往其他屋邨。不少居民在这里渡过了人生最灿烂的岁月，对苏屋邨产生了浓厚的感情。服务队希望于苏屋邨清拆前夕，让社区人士能进一步认识苏屋邨，感受早期公屋街坊邻里的人情味，并见证香港公屋的历史进程。
服务队特与中华书局合作出版"我们都在苏屋邨长大"一书，由刘智鹏博士亲著苏屋邨的发展及演变，当中更辑录了不少街坊、名人、学者于苏屋邨成长的片段，包括谢伟俊、林嘉华、黄家强、张楚勇等等，成为苏屋邨以至全港公屋居民的集体回忆。
讲座邀请了行政会议召集人梁振英先生, GBS, JP、房屋署助理署长(屋管理)(一) 李雪昆先生、立法会议员谢伟俊先生、中华书局编辑出版部副经理黎耀强先生及救世军社会服务总监郭原慧仪女士作主礼嘉宾。而刘智鹏博士及张楚勇博士亦会于讲座中分享屋文化及阐述公屋在社会上的<功能及贡献，并邀请旧居民分享以往在苏屋的生活点滴，延续苏屋情谊。另外，会中亦特为传媒朋友设立名人导赏团，由谢伟俊先生及张楚勇博士带领下参观他们昔日居住的地区，分享他们的青葱岁月，他们于「我们都在苏屋邨长大」的口述资料简撮如下：
谢伟俊先生
男，广东宝安人，1959年出生于香港。1960年与家人迁入苏屋邨荷花楼，中学毕业后往澳洲升学。爸爸妈妈一直在苏屋居住，直到爸爸退休移民美国，全家正式搬离苏屋邨。我出生之后一家人住在一个很细小的房间里，生活环境很差。这时候政府推出苏屋廉租屋让人申请。我想当时我们都算是低下家庭。家里有祖父、祖母、爸爸、妈妈，加上我们三个小孩子，应该符合申请资格。结果我们第一次申请就成<功了。1960年苏屋开始入伙，我们就搬到苏屋居住，那时候我只有一岁多。
我们住在荷花楼817室，面积大约有200多呎。厕所是蹲厕，是以前十分流行的设计。我们的单位原本没有间格，我们自己弄出两间房间，一间是爸爸妈妈的，另一间是祖父祖母的。我们当时还是小孩子，晚上就在客厅睡觉，有时我们会轮流到祖父祖母的房间睡觉。爸爸是教车师傅，曾经教过未成名的许冠杰，他那时是一个小伙子的模样，还在学习弹钢琴和组乐队。我记得爸爸说过有个学生头发很长，又穿喇叭裤，叫我们千万不要学，后来才知那个人就是许冠杰。听说林嘉华也是爸爸的徒弟。
我们三姐弟会把家中的麻将当作书桌，每人坐一边做<功课，爸爸就坐在剩下来的一边嬝狎^文书。除了读书，我们也会在家里做些手工业帮补家计。我们要把巧克力豆放入玩具形状的胶樽里，就像迪士尼乐园的玩偶一样，再交回去出售。我们又会把玩偶细小的衣服逐件逐件剪开，然后把线头剪走，再一叠叠的交回去。有时连假髪都有，但数量不多。没有甚么特别工作就帮手折纸盒，总之都是家庭手工业。有好几年每晚由妈妈带著我们，一起做一起谈天，就好像城市中的农村生活一样，十分温馨。
苏屋邨的住所前后通风，而且可以看到大厦外的景观。走廊十分通爽，是我们生活的延伸部份。每当感到沈闷的时候，我就会走到阳台看看街，和邻居谈谈天，吹吹风。从另一边的阳台可以看到一大片空地，可以在这里看人踢球。我爬过空地的大铁球，印象中这铁球有十至二十多呎高，小孩子通常会斗快爬上铁球的顶部。
我们三姐弟后来陆续到外国升学，爸爸妈妈就一直留在荷花楼。后来妈妈去了美国照顾我姐姐的儿子，爸爸还在车行工作，只好和爷爷住在苏屋邨。我读完书回香港工作，在铜锣湾租了个房间以便上班，没有回到苏屋邨居住。有时放工后会特地回去苏屋做饭给爷爷和爸爸。后来爷爷都去世了，爸爸的生活就更加简单，退休之后就去了美国，我们后来就正式搬离苏屋邨了。我后来自己一个人曾经回来苏屋邨看看，不过就未试过一家人一起回去。我有个愿望，希望在苏屋邨清拆前和我妈妈回去。
我在苏屋邨经历了由童年成长至青少年的黄金岁月。小时候的生活整体来说都是幸福的，我甚至觉得人生颇为顺利，过得平稳又没有特别的低潮。虽然攀升的速度有点缓慢，但都算是向上的。我印象中没有太多有代表性的东西要保留。我最记得的当然是那个铁球，不过已经拆了。我们今日要怀念的，其实是一个以苏屋邨为代表的年代，我的狮子山下就是苏屋邨。从那个年代开始，香港人从甚么都没有，慢慢走出一个丰富的年代。整体来说人们都会互相鼓励、互相奋斗、互相帮助，这也是一个十分坚毅的年代。苏屋邨正正在这一个年代完成了它的历史价值和使命，我想苏屋邨在我们的心中永远都存在，不用太过介怀。李天命教授的"事件实在论"教我们不要太注重拥有的物品，因为任何物品都可能会破损、会失去、会消失，但是发生过的事情，那些记忆是永远都洗不了。只要我们尽力过一个丰盛的人生，我觉得就已经足够了。
张楚勇博士 男，祖藉江苏省上海南县，于香港出生。约于1963年迁入苏屋邨牡丹楼，后来再迁往百合楼，现已搬离苏屋邨。父亲仍然在上址居住。我搬到苏屋邨的时候大约只有五、六岁，实际的年龄我忘记了。我想应该是在1963、1964年搬家的，我记得不太清楚。我搬到苏屋邨之后在苏屋北官立上午学校读一年级，不久我妹妹就出世了。最初我们在牡丹楼居住，那是个全新的单位。牡丹楼是苏屋位置最高的大厦，也是最后入伙的大厦。我们的单位向海，可以望到昂船洲，又可以看日落，航空母舰开进香港我们一定看到。左边面向白田，有个老虎山头，好像一只老虎。后来不知原因这虎山头没有了。那里应该可以看到日出，可以望到很远。
那时候未有电视，我们常常在走廊和其他小孩子玩。每一个家庭都起码有三、四个小孩，很热闹。女孩子玩"抓子"和豆袋，男孩子就玩射波子、踢球，在走廊里捉迷藏。牡丹楼每层楼基本上有三个"空地"，我们常常在那里踢球，整天都嘈吵，于是经常给管理员和邻居驱赶。一大班小孩子一起就玩"十字豆腐"、"射马子"，或者和上一层的小孩子打架。我们有时还会捉弄别人。黄昏的时候阳光射到走廊上来，我们就用镜把阳光反射到很远，有大人回来就射著他们。我们又会高空掷物，主要是扔水袋，那不会伤到行人。我们又喜欢攀爬栏栅、扶手和铁栏。我平衡力比较好，喜欢坐在栏栅上向著后山，凉凉的很舒服。有时又会躺著，从未害怕过。我坐在那里看著呈祥道兴建，不时要爆石，会把大人吓得半死。我想我现在都不敢这样做，不过那些栏栅很阔，应该很安全。我有时候一个人在那里乘凉做白日梦，望著天空，天色很蓝，很美丽。 我中五毕业之后就搬到百合楼。我清楚记得我考完中学会考最后一科之后，就要到百合楼清洁新居。我觉得百合楼的新居比之前的大得多。有时候我们会在自己那层的公众地方温习，最好用的是"楼梯口"，不过就有很多蚊子，常常被蚊叮。
其实我由六年班开始已经自己交学费，每个月 5元。我升读的是津贴中学，也只不过要几十元的学费。我由六年班开始给邻居比我年纪小的小孩补习。那时候的家长都知道谁家的儿子读书好，于是会找这些孩子替自己的儿女补习。补习的收入不会太多，一个月有几十元或者百多元，但一定够用，不必再问爸爸拿零用钱。我知道如果不负责自己的开支，读书升不了级就没有机会继续读书了。我自己赚了钱，又可以去青山道的洋服店订做我喜欢的喇叭裤和恤衫。小学的<功课不多，直到五、六年级要应付升中试，才开始比较多<功课。升中试是十分残忍的考试，全级200多人只有21人成<功通过。我读预科的中学叫做银禧，是不错的学校，但一班二十多人能成<功入大学的就只有8个，可见竞争很大。升中学时只有十分一的同学可以升班，到中五又淘汰了一批，到中七的时候，和我同年由中一升学的同学可能就只有几个可以读大学。其实那时候不是用<功就可以上大学，我见到有些同学很勤力的，但考不上就是考不上。
苏屋邨有很多树，是一个自成一格，环境舒适的地方。我相信安居乐业是苏屋街坊最关心的事情。现在买楼令人十分头痛，有没有能力买楼是一个很大的考虑。苏屋给大家一个安稳的地方居住，不用烦恼，而且租金怎样贵都有一个限度。我们现在的社会意识提高了，对苏屋的怀念肯定比以前更为强烈。我的童年、少年时代就是这些基层生活的缩影，这些缩影里有很多人情和感情在内，不管是好是坏。当我们不去理会这些事情的时候，这班活在其中的人就只能默默地承担。现在的社会比较关心这些事情，或者会想办法去照顾这些事情，这样的社会至少会有多些人情味。并不是说拆就拆，其实要保留又不容易，我想人生就是这样。我们要是都看透一点，或者珍惜多一点人与人之间的情，每个人的感受都会好一些。至少我们体会到人是怎么样的，又或者理解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知道我们这世界是人的社会，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人文世界；我们常常提到的中国人的感情。人生的经历如果都是深刻的，而我们又认真地对待人生，我们就会认识自己多一点，也就构成了我们的人格。我们现在回望屋的过去，其实都是说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