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世軍蘇屋邨社區服務隊是救世軍轄下的社會服務單位，主要協助蘇屋邨內的長者解決清拆及搬遷時所遇到的困難，並連繫區內資源，為他們轉介合適服務，同時鼓勵他們參與社區活動，從而建立支援網絡。
據2009年香港房屋委員會之數據，高達47.1%香港人口居住在公共房屋。公共房屋不僅是不少香港人的居所，居民在公屋內居住往往超過三、四十年，經歷兩至三代，在朝夕相對、共同生活的空間裡，孕育出獨特的「屋邨」文化，也散發著濃濃的人情味。
蘇屋邨宣佈清拆之後，幾年來居民陸續遷往其他屋邨。不少居民在這裡渡過了人生最燦爛的歲月，對蘇屋邨產生了濃厚的感情。服務隊希望於蘇屋邨清拆前夕，讓社區人士能進一步認識蘇屋邨，感受早期公屋街坊鄰里的人情味，並見證香港公屋的歷史進程。
服務隊特與中華書局合作出版「我們都在蘇屋邨長大」一書，由劉智鵬博士親著蘇屋邨的發展及演變，當中更輯錄了不少街坊、名人、學者於蘇屋邨成長的片段，包括謝偉俊、林嘉華、黃家強、張楚勇等等，成為蘇屋邨以至全港公屋居民的集體回憶。
講座邀請了行政會議召集人梁振英先生, GBS, JP、房屋署助理署長(屋管理)(一) 李雪崑先生、立法會議員謝偉俊先生、中華書局編輯出版部副經理黎耀強先生及救世軍社會服務總監郭原慧儀女士作主禮嘉賓。而劉智鵬博士及張楚勇博士亦會於講座中分享屋文化及闡述公屋在社會上的<功能及貢獻，並邀請舊居民分享以往在蘇屋的生活點滴，延續蘇屋情誼。另外，會中亦特為傳媒朋友設立名人導賞團，由謝偉俊先生及張楚勇博士帶領下參觀他們昔日居住的地區，分享他們的青蔥歲月，他們於「我們都在蘇屋邨長大」的口述資料簡撮如下：
謝偉俊先生
男，廣東寶安人，1959年出生於香港。1960年與家人遷入蘇屋邨荷花樓，中學畢業後往澳洲升學。爸爸媽媽一直在蘇屋居住，直到爸爸退休移民美國，全家正式搬離蘇屋邨。我出生之後一家人住在一個很細小的房間裡，生活環境很差。這時候政府推出蘇屋廉租屋讓人申請。我想當時我們都算是低下家庭。家裡有祖父、祖母、爸爸、媽媽，加上我們三個小孩子，應該符合申請資格。結果我們第一次申請就成<功了。1960年蘇屋開始入伙，我們就搬到蘇屋居住，那時候我只有一歲多。
我們住在荷花樓817室，面積大約有200多呎。廁所是蹲廁，是以前十分流行的設計。我們的單位原本沒有間格，我們自己弄出兩間房間，一間是爸爸媽媽的，另一間是祖父祖母的。我們當時還是小孩子，晚上就在客廳睡覺，有時我們會輪流到祖父祖母的房間睡覺。爸爸是教車師傅，曾經教過未成名的許冠傑，他那時是一個小伙子的模樣，還在學習彈鋼琴和組樂隊。我記得爸爸說過有個學生頭髮很長，又穿喇叭褲，叫我們千萬不要學，後來才知那個人就是許冠傑。聽說林嘉華也是爸爸的徒弟。
我們三姐弟會把家中的麻將當作書桌，每人坐一邊做<功課，爸爸就坐在剩下來的一邊嬝狎^文書。除了讀書，我們也會在家裡做些手工業幫補家計。我們要把巧克力豆放入玩具形狀的膠樽裡，就像迪士尼樂園的玩偶一樣，再交回去出售。我們又會把玩偶細小的衣服逐件逐件剪開，然後把線頭剪走，再一疊疊的交回去。有時連假髪都有，但數量不多。沒有甚麼特別工作就幫手摺紙盒，總之都是家庭手工業。有好幾年每晚由媽媽帶著我們，一起做一起談天，就好像城市中的農村生活一樣，十分溫馨。
蘇屋邨的住所前後通風，而且可以看到大廈外的景觀。走廊十分通爽，是我們生活的延伸部份。每當感到沈悶的時候，我就會走到陽台看看街，和鄰居談談天，吹吹風。從另一邊的陽台可以看到一大片空地，可以在這裡看人踢球。我爬過空地的大鐵球，印象中這鐵球有十至二十多呎高，小孩子通常會鬥快爬上鐵球的頂部。
我們三姐弟後來陸續到外國升學，爸爸媽媽就一直留在荷花樓。後來媽媽去了美國照顧我姐姐的兒子，爸爸還在車行工作，只好和爺爺住在蘇屋邨。我讀完書回香港工作，在銅鑼灣租了個房間以便上班，沒有回到蘇屋邨居住。有時放工後會特地回去蘇屋做飯給爺爺和爸爸。後來爺爺都去世了，爸爸的生活就更加簡單，退休之後就去了美國，我們後來就正式搬離蘇屋邨了。我後來自己一個人曾經回來蘇屋邨看看，不過就未試過一家人一起回去。我有個願望，希望在蘇屋邨清拆前和我媽媽回去。
我在蘇屋邨經歷了由童年成長至青少年的黃金歲月。小時候的生活整體來說都是幸福的，我甚至覺得人生頗為順利，過得平穩又沒有特別的低潮。雖然攀升的速度有點緩慢，但都算是向上的。我印象中沒有太多有代表性的東西要保留。我最記得的當然是那個鐵球，不過已經拆了。我們今日要懷念的，其實是一個以蘇屋邨為代表的年代，我的獅子山下就是蘇屋邨。從那個年代開始，香港人從甚麼都沒有，慢慢走出一個豐富的年代。整體來說人們都會互相鼓勵、互相奮鬥、互相幫助，這也是一個十分堅毅的年代。蘇屋邨正正在這一個年代完成了它的歷史價值和使命，我想蘇屋邨在我們的心中永遠都存在，不用太過介懷。李天命教授的「事件實在論」教我們不要太注重擁有的物品，因為任何物品都可能會破損、會失去、會消失，但是發生過的事情，那些記憶是永遠都洗不了。只要我們盡力過一個豐盛的人生，我覺得就已經足夠了。
張楚勇博士 男，祖藉江蘇省上海南縣，於香港出生。約於1963年遷入蘇屋邨牡丹樓，後來再遷往百合樓，現已搬離蘇屋邨。父親仍然在上址居住。我搬到蘇屋邨的時候大約只有五、六歲，實際的年齡我忘記了。我想應該是在1963、1964年搬家的，我記得不太清楚。我搬到蘇屋邨之後在蘇屋北官立上午學校讀一年級，不久我妹妹就出世了。最初我們在牡丹樓居住，那是個全新的單位。牡丹樓是蘇屋位置最高的大廈，也是最後入伙的大廈。我們的單位向海，可以望到昂船洲，又可以看日落，航空母艦開進香港我們一定看到。左邊面向白田，有個老虎山頭，好像一隻老虎。後來不知原因這虎山頭沒有了。那裡應該可以看到日出，可以望到很遠。
那時候未有電視，我們常常在走廊和其他小孩子玩。每一個家庭都起碼有三、四個小孩，很熱鬧。女孩子玩「抓子」和豆袋，男孩子就玩射波子、踢球，在走廊裡捉迷藏。牡丹樓每層樓基本上有三個「空地」，我們常常在那裡踢球，整天都嘈吵，於是經常給管理員和鄰居驅趕。一大班小孩子一起就玩「十字豆腐」、「射馬子」，或者和上一層的小孩子打架。我們有時還會捉弄別人。黃昏的時候陽光射到走廊上來，我們就用鏡把陽光反射到很遠，有大人回來就射著他們。我們又會高空擲物，主要是扔水袋，那不會傷到行人。我們又喜歡攀爬欄柵、扶手和鐵欄。我平衡力比較好，喜歡坐在欄柵上向著後山，涼涼的很舒服。有時又會躺著，從未害怕過。我坐在那裡看著呈祥道興建，不時要爆石，會把大人嚇得半死。我想我現在都不敢這樣做，不過那些欄柵很闊，應該很安全。我有時候一個人在那裡乘涼做白日夢，望著天空，天色很藍，很美麗。 我中五畢業之後就搬到百合樓。我清楚記得我考完中學會考最後一科之後，就要到百合樓清潔新居。我覺得百合樓的新居比之前的大得多。有時候我們會在自己那層的公眾地方溫習，最好用的是「樓梯口」，不過就有很多蚊子，常常被蚊叮。
其實我由六年班開始已經自己交學費，每個月 5元。我升讀的是津貼中學，也只不過要幾十元的學費。我由六年班開始給鄰居比我年紀小的小孩補習。那時候的家長都知道誰家的兒子讀書好，於是會找這些孩子替自己的兒女補習。補習的收入不會太多，一個月有幾十元或者百多元，但一定夠用，不必再問爸爸拿零用錢。我知道如果不負責自己的開支，讀書升不了級就沒有機會繼續讀書了。我自己賺了錢，又可以去青山道的洋服店訂做我喜歡的喇叭褲和恤衫。小學的<功課不多，直到五、六年級要應付升中試，才開始比較多<功課。升中試是十分殘忍的考試，全級200多人只有21人成<功通過。我讀預科的中學叫做銀禧，是不錯的學校，但一班二十多人能成<功入大學的就只有8個，可見競爭很大。升中學時只有十分一的同學可以升班，到中五又淘汰了一批，到中七的時候，和我同年由中一升學的同學可能就只有幾個可以讀大學。其實那時候不是用<功就可以上大學，我見到有些同學很勤力的，但考不上就是考不上。
蘇屋邨有很多樹，是一個自成一格，環境舒適的地方。我相信安居樂業是蘇屋街坊最關心的事情。現在買樓令人十分頭痛，有沒有能力買樓是一個很大的考慮。蘇屋給大家一個安穩的地方居住，不用煩惱，而且租金怎樣貴都有一個限度。我們現在的社會意識提高了，對蘇屋的懷念肯定比以前更為強烈。我的童年、少年時代就是這些基層生活的縮影，這些縮影裡有很多人情和感情在內，不管是好是壞。當我們不去理會這些事情的時候，這班活在其中的人就只能默默地承擔。現在的社會比較關心這些事情，或者會想辦法去照顧這些事情，這樣的社會至少會有多些人情味。並不是說拆就拆，其實要保留又不容易，我想人生就是這樣。我們要是都看透一點，或者珍惜多一點人與人之間的情，每個人的感受都會好一些。至少我們體會到人是怎麼樣的，又或者理解到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知道我們這世界是人的社會，這就是我們所說的人文世界；我們常常提到的中國人的感情。人生的經歷如果都是深刻的，而我們又認真地對待人生，我們就會認識自己多一點，也就構成了我們的人格。我們現在回望屋的過去，其實都是說我們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罷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