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宣教士與鴉片禍害不解之冤
鴉片在醫學上有麻醉鎮痛的作用，但若非用作醫藥用途，則歸類於毒品。洪牧師指，馬克思認為「宗教是人民的鴉片」，雖然沒有負面的意思，但意指當人民一旦接受了宗教，就會變得溫馴。而列寧則認為「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鴉片」，略帶負面的意識。
談到鴉片戰爭的歷史，當時滿清政府一直收緊外貿政策，英人為解決龐大的貿易逆差，於是從印度走私鴉片來華。那時候正值外國傳教士來華，當中也有乘搭鴉片船抵達的，因此政府便下令必須禁煙和禁教，把鴉片和基督教看成要打倒的第一個敵人。結果傳教士被驅逐、教民遭殺害。
洪牧師說，雖然我們說鴉片對中國是危害的，但是鴉片戰爭卻打開了中國的國門，就像舊約聖經中約瑟的哥哥本來要害他，後來神卻讓約瑟救了他全家。中國在鴉片戰爭戰敗，在1858年簽約的天津條約，使西人傳教及鴉片貿易同時合法化，自此英法人士便可在內地自由游歷及傳教。
西方宣教士反鴉鬥爭的歷史
事實上，無數西方宣教士為反鴉鬥爭作出的努力是鮮為人知的。洪牧師舉例說，在1835年來華的英籍傳教士麥都思 (W.H.Medhurst)，他堅決拒絕坐鴉片船來華，並認為傳教士若與鴉片貿易活動牽連，中國人會控訴基督徒；還有美籍傳教士裨治文，他是第一位使用新聞媒介表達反鴉片言論的先驅；美籍傳教士杜里時 (Ira Tracy)，他用文字勒索華人莫吸食鴉片，並發表《鴉片速戒文》；之後有美籍傳教士伯駕 (Peter Parker)，他在廣州開設博濟醫院，並於1838與裨治文發起組織「中國醫藥傳道會」(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 in China)。
洪牧師指，當時對於英國政府的行動，最激烈的批評來自宣教士，他們發起反鴉運動，不單是同情受鴉片毒害的中國民眾，同時也深以自己國家的不法商人及政府的犯罪為恥。他們知道，中國人厭惡基督教，皆因信這宗教的外國人帶來了戰爭和鴉片。其中有一位丹拿牧師(Rev. turner)說：「英國在這事上是確切的有罪，鴉片貿易已經把我們帶到可恥又危機的位置，我們看不有什麼可以躲避的途徑。」
為決心掃除中國傳福音的絆腳石，傳教士展開了反鴉運動的兩個戰場。首先在英國，傳教士積極寫文章辦雜誌，向社會各界介紹鴉片的毒害。當時由英東反鴉會編寫的《中國之友》月刊，指出「公義使邦國高舉，罪惡是人民的羞辱。」
1858年以後的傳教士，普遍認為鴉片貿易的罪魁禍首不是那些商人而是英國政府。他們在教會中深入宣講，使教會成為反鴉的主力。1881年又與政界聯合召開全英反鴉大會，聯合譴責鴉片貿易違反了基督徒和國際的道德，又違反了國家的商業利益。他們認為英國不止有青任停止鴉片貿易，更要不再鼓勵印度種植罌粟。
至1877年至1991年間，英國各教會及傳教士不斷向政府發出請願信，共舉辦了560次的反鴉會，並蒐集了20多萬個簽名，呼籲英國停止生產和進行鴉片貿易，以及不要干預中國政府為抑制鴉片而高徵鴉片稅的自由。
另一方面在中國，傳教士推動聯合反鴉及醫治患者，他們在各地設立戒煙所，單是內地會就建立了101家，此外有席勝魔以自身見證協助同胞信耶穌戒除鴉片癮。1877年，傳教士於上海召開大會，討論鴉片貿易妨礙了基督教的傳播，並指「有道德上的錯，就不可能有政治上的對。」在大會上他們呼籲基督教國家所有教會熱切向神禱告，求神使用各種方法，使這大惡可以盡快止息。
洪牧師分析說，傳教士不論在英國或中國，都遇到很大的困境。在英國推動反鴉運動，普遍英國人的心態是他們的工作有損英國的經濟利益；而在中國也未能得到中國社會和華人信徒的信任和尊重，而且滿清政治體制不容鼓動民間集會結社或策動社會運動、華人基督徒於質於量難以承擔領導整個社會反鴉重任，都造成未能推動中國群眾反鴉的原因。
反鴉抗爭取得最後的勝利為我們帶來的反思
然而，因著傳教士不屈不撓的精神，以及對中國無等的愛，歷時50年的反鴉抗爭終於取得勝利。在1905年英國國會大選，通過了鴉片貿易是違反道德的議案。洪牧師說，靠著英國教會的力量，上帝的愛透過傳教士給中國，而西方傳教士在反鴉抗爭中所表現的決心和毅力，對我們有何啓發和鼓舞？
他特別提到英國教會在四年間共舉辦了560次的反鴉會，並蒐集了20多萬個簽名，同樣地，今天我們遇到社會上不公義的事情，能否像他們一樣呢？回顧過往的歷史，在今天這個充斥著種種罪惡的時代，我們有沒有勇氣一起來戰爭？盼望會眾能有更多的省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