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灵修文学的一个新方向 編輯室 2009年6月9日星期二 上午11:25 根据"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上所记载的年代是唐朝贞观九年（主后 635年），此碑是明朝天启五年（主后1625年）在西安发掘出来的。换句话说中国基督教文字事工远在唐朝已发展，到如今已有一千四百年之久了。1907年，即"五四"运动之前， 圣经和合译本出版。其翻译的宗旨是"比以前译本更适合为普通流传。"除去文言难懂的字句而应用"普通话"是基督教传入中国以来最为重大、也是影响最深远的一件大事。和 合译本中文圣经对教会的创立和发展都有不可磨灭的贡献。 基督教的文字事工从文言到白话，再由笔墨到用电脑，尤其是电子传媒比过去用笔墨更加快速、广泛。因此，倘若文字事工不能赶上时代的步伐，就会使许多人的灵魂随流失丧。 这是何等遗憾的事啊！ 回想我自己的蒙恩、蒙召都与文字事工有密切的关系。青年时代的我热爱文学，令我记忆犹新的是小说《约翰•克理斯朵夫》的高尚情操深深触动我的心灵。与此同时，我对基督真 道产生了一种浓厚的兴趣。在上海居住期间，我曾经到基督教的广学会图书馆看书。其中有一篇见证讲述母亲为她患重病的孩子祷告，终于得到了医治。这一神迹给我的印象非常 深刻。此后有一天我路过教堂时被人拉去聚会，那次是我第一次听道，因著神的话："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就立刻决 志信主，从此脱离罪的捆绑，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后来看到圣经上耶稣所说的，"要收到庄稼多，作工的人少。"我就献身去读神学。 这一过程中文字事工在我的生命里产生了无形的作用。神学毕业以后，我蒙召去绿岛传道，在那岁月中，我坚持读属灵的书籍例如《戴德生传记》。离开学校以后，我灵命上的造 就都是从书本上得到的。因此，属灵的书籍是继续教育我的老师。 后来，因看见文字事工的重要性，我自己也成了以写作来传道的一分子。我曾思想例如旧约中的"以斯帖记"是单行本，可能许多人直觉的会感到这书太世俗化，因为书中找不到 一个"神"字。但在冥冥之中，我似乎是循著这一方向来为主耶稣写作，当然有的编辑认为我的作品俨然与文学混在一起，其实这不是我的创见，乃是我是从"以斯帖记"所领受 到的。我认为现代有多人一看到属灵的书本就产生抵触心理，但倘若用文学趣味对属灵书籍进行"包装"的话也许就会吸引很多读者去看。书本中的一字、一句、一段在读者心中 发生了作用就会使一个未信的读者下意识的对基督的道发生兴趣，甚至立刻悔改信主。 21世纪的基督教写作是否应该采取"以斯帖记"作为一个新的方向，给世人一种新的感受，使世人的观念一新，因为灵修文学并不是道貌岸然的，而是高尚的有文学情操，也是一 般世人所喜爱的文学读物，这样就容易达到文字传道的果效。我想，假如和合本圣经当初照传统的文言翻译，早就与时代脱轨了。这是值得我们省思的一个问题。 马丁路德说："魔鬼忌鹅翎"。古代鹅翎是笔的代用品，1517年10月31日，他在威顿堡的教堂贴上了九十五条款。从此，"义人必因信称义"（罗1：17）改变了整个欧洲，千万人 从天主教曲解圣经的捆绑中脱离了出来。这样看来，"魔鬼忌鹅翎"与中国"一笔抵千军"倒是有异曲同工之妙。所以，我认为文字工作是不可藐视的，它也同样需要异象！ (作者：俞敬群牧师,本报专栏作家) 分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