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首先道出，有人說在自由主義的沖擊下，基督徒已經輸了，原因是他們沒有出去迎戰。基督徒只安於教會自己的地盤或在四壁之內自說自話，從沒想到基督教的世界觀、人觀、價值觀、工作觀，甚至對自由的看法。要扭轉現今的頽勢，教會必須改變現今表達信仰的模式、向度和視野。除了用口傳福音外，更需踏出一步，在公共空間中將基督教的世界觀、人觀、價值觀和自由觀化成文化的塑造動力。同時，更勇於揭示當代文化現象，背後的意識型態和隠藏的假設，對之作出批判。
自由主義的承擔
談到自由主義在過去五十年間產生的影響力，余牧師解釋是由於不少自由主義的理論家對社會有承擔，因而不斷思考和寫作。
他舉例說二十世紀自由主義的陣營中有兩篇非常重要的論文。第一篇是英國政治哲學Isaiah Berlin所寫的Two Concepts of Liberty。這論文於1958年宣讀，時值二次大戰之後，歐洲剛從納粹的噩夢驚醒，卻又再陷入共產主義的極權統治的威脅中。Berlin對這段歷史作出反省、診斷，並作出回應，重新定義「自由」，為要建立一個開放的社會。
第二篇論文乃哈佛大學教授John Rawls所寫的A Theory of Justice。他要探索，在號稱民主開放卻又充滿歧視、貧富懸殊的美國社會，自由的真意是什麼。他寫作的年代正是Civil Right Movement火紅的年代（成書19710年）。
跟Berlin 一樣，他推崇個人的自由，就是每一個人自主地追尋快樂之自由（personal pursuit of happiness）。在種族歧視和貧富懸殊的現實下，他提出：自由之能實現，社會必須有公義，而公義的定義乃在公平(justice as fairness)。在公平的條下，每一個人都可以自由自主地追求一己之理想而不應受任何限制，也毋須與其他人有共同價值；唯一的共同價值只是「公平」。
余牧師說，從Berlin 及 Rawls我們可以看見，這些自由主義者都是對社會、歷史、人類的命運、個人存在的狀況，有着極大的承擔，不惜殫精竭累地上下求索，找出「自由」的真締及達至自由的條件。相比之下，基督徒的神學家，思想家卻不見著力這些社會的危機，也甚少沒有為社會把脈。
自由主義的矛盾
余牧師分析道，自由主義與基督教共同之處是兩者都極度關注「自由」，但兩者分歧之處亦在於自由，乃因兩者有着絕然不同的人觀。
自由主義「反應式」(reactive)地去定義「自由」而將自由的焦點軏全放在個人自由上面，以個人的自由為絶對的價值。Berlin 所追求的是人如何擺脫一切建制的枷鎖，擺脫理想社會及理想人性的枷鎖，全然否定一種信念，就是真自由乃在於人能順應人性而生活，在於人可以有能力、有機會參與諦造社會的共同價值。
自由主義者有一很基本的假設，就是每個人都是自由的主體。但我們如何證明自己是自由的主體﹖我們真的生而自由﹖(Are we born free?)。余牧師說，這個他不得而知，但他肯定的是，我們一出生就完全依賴他人、就需要別人的關懷與愛，而我們內裡的潛能若沒有別人的支持根本就不能成全。
他又指，人類最大的威脅不是共同的社會理想或道德責任，而是個人的自我中心、自戀(narcissism)，將個人的意願無限地擴大，製造個人崇拜。共產主義之所以失敗，不在於社會主義理想的謬誤，而在於罪惡的人性，造成奉人為神而產生的恐怖：史太林、毛澤東毫不理會社會主義原初的理想，他們所顧念的是如何以一己的力和意志締造歷史。
他總結說，自由主義的立論並不如自由主義者以為的那麼理所當然，其實它的理論基礎非常薄弱，問題是基督徒未戰先降。今日基督徒需要更多哲思的人才，能以在理論的層面，迎戰自由主義。教會亦需要培育能言善寫的人，與自由主義者對話。基督徒應站起來，站在戰線上，不單防守，也要攻取自由主義的陣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