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發現與華人信徒（二）：再談聖經世界的重大考古發現

上一篇：考古发现与华人信徒（一）从"二十世纪有关圣经世界的十大考古发现"说起作者：蔡春曦以斯拉培训网络总干事除了叔维尔博士(Dr. Keith N. Schoville) 所写"二十世纪有关圣经世界的十大考古发现"的专文之外，类似的发表还有许多(注1)，比较重要的要算米高哥根博士 (Dr. Michael D. Coogan)所写的"十大考古发现"(注2)及华德凯瑟博士 (Dr. Walter C. Kaiser Jr.) 所写的「圣经考古十五大发现」。」(注3)

三位学者所列出的重要考古发现名单，有相同也有相异的地方。笔者于此作了以下的小分析：(1)只有一项是在三位的名单中都榜上有名的，就是欣嫩护身符卷轴，(2)有九项是其中两位的名单中共有的，(3)有十五项是其中一位的名单中独有的。

欣嫩护身符卷轴

或问："其实三位考古学家都是要介绍一些重要的考古发现，为何名单之中会有这么多的差异？" 由于三者的撰写目的、包括时段、所任教的学院不同，因此名单不同是很易理解的。叔维尔博士的专文是写于2001年，由于二十世纪是个考古学逢勃及丰收的时段，他在撰写专文而对过往一百年作出总结和评论是很有意思的。而米高哥根博士被圣经考古学会邀讲，为庆祝出版《圣经考古评论》二十周年纪念而写的，当然这十大考古发现是与圣经考古学会曾举办近的考古发掘、《圣经考古评论》曾刋登过的古迹或出土文物、哥根博士为圣经考古学会出版的140张"希伯来圣经与考古"幻灯有关。至于华德凯瑟博士是为所任教的 Gordon-Conwell Theological Seminary 出版的学刊 Contact 2005冬-2006 之专辑主题"圣经考古学"所写的，所选出的十五大发现包括历史任何时段的发掘结果。其实在众多的考古发现之中要选出十项或十五项最重要的，都并不容易。选出项目越少，困难就越大。当然若要选出圣经考古最重要发现的第一名，应该是难上加难吧！ 或问："这些重要的考古发现，是由甚么人参与去发掘的呢？"

笔者(左)参加亭拿考古发掘时与同学合照

大部份与圣经考古有关的地方，都是在以色列，因此由以色列人参与的较多，多数来自特拉维夫大学、希伯来大学、耶路撒冷大学等，美国的大学及神学院参与的也有不少。笔者在1986年曾参予美国西南浸信会神学院的考古队在亭拿 (Tel Batash) 的发掘。」(注4) 由于与圣经有关的还有约旦、埃及、土耳其、希腊、叙利亚、黎巴嫩、伊拉克、伊朗、意大利等国，除了该地的本土国家为自己作出文化及寻根的工程之外，德、法、英等国的考古队的足迹，亦遍及许多废墟之中。至于华入参予圣经考古学，在图书馆从文字中发掘资料的很多，实际在废墟中一锄一铲地参与的很少听闻。 或问："这些考古学家是根据甚么因素，而订定出那些才有资格列入重要考古的名单之中呢？"

吉加墨施史诗第11块泥版

第一、与圣经记载之重要事迹有关。为甚么寻获与吾珥古城有关的诸多泥版之中，竟没有一块被验中，(注5)却有两位学者都选出"吉加墨施史诗第11块泥版"呢？主要的原因在于有否与重要的圣经记载拉上关系。所找到与吾珥古城有关的泥版，大多数是一些交易契约，与亚伯拉罕所住过的原居地，最多能提供一些历史背景，不能列在重要出土文物之中，但倘若其中一块有亚伯兰作为一方的交易者，内容是急于变卖一切家业，目的是离开吾珥往造物主所指示的地方去的话，那就有完全不同的结果。至于"吉加墨施史诗第11块泥版"虽然记载不完全与圣经记载的完全相同，(注6)然而却与创世记之太古四大历史之一的洪水拉上关系，难怪米高哥根更把这块巴比伦版的"洪水与方舟"，列在榜首之位。 第二、寻找的难度。寻找的难度越高，当然被列入的机会就会越大。迄立在雅典巴特农神庙对面的亚略巴古(徒17:22)(注7)、橄榄山山脚的客西马尼园(太26:36)(注8)、加帕多家之露天博物馆的数百年前之岩穴教堂(彼前1:2)(注9) 等，都没有列入重要考古发现的名单中，因会要确认其位置、发掘出被埋藏的古迹，都无需多花功夫。然而要在众多的棺椁中寻找只在耶稣在世前后一百年间特有的尸骨罐，再在找到又为数不多的尸骨罐中，寻获大祭司该亚法的尸骨罐(注10) ，可算是难上加难。难怪该亚法的尸骨罐被列入在叔维尔及华德凯瑟两份名单之中。 第三、增加我们对圣经或圣经背景的认识的程度。这一点几乎是大多学者们的考虑，华德凯瑟在他的专文引言中，正是强调影响或有助"解释圣经"是他重要的考虑。虽然笔者没有介绍高特马利奥坦尼博士 (Dr. Claude Mariottini) 之"2008年与圣经有关的八大考古学发现"，但登载该文的编辑按："2008年是考古学上的丰收年。这一年，你可以读到世界上的十大考古学发现，但是我这里的目的仅仅是提出我感觉对于理解圣经和圣经世界最为重要的一些发现。无论是挑选或是排位都是完全主观的；这里没有民意调查，没有编委会，或者投票…。"(注11) 第四、圣经记载有关的年期。年期越久，当然寻获的机会就会越小，列入重要发现的机会相对也增加。没有学者会将伊斯坦堡之圣苏菲亚堂的马赛克(注12)或在拔摩海岛山上的圣约翰修道院(注13)列入重要考古的名单中，因为现存的圣苏菲亚堂的马赛克，曾经大火或地震的破坏，充其量是于532-37年间由东罗马皇帝犹斯丁年下令所建，至于拔摩海岛上自使徒约翰之后，最先被建造而存留至今的建筑物，就是这座圣约翰修道院，但这只是在1088年时建成，在考古学上并无重要的意义。然而在便尼哈珊坟墓的壁画 (主前1900年)(注14)、古列铭筒(主前539 年)(注15)、本丢彼拉多的碑铭 (主后26-36 年)(注16)等，都是远古历史的出土文物，显然在挑选考虑之列。

前排最左为笔者珍藏的乌加列楔形文字泥板

第五、寻获的出土文物的震撼性。所指的震撼性可能来自数量，正如在叙利亚一个名为乌加列的古城，却掘出数千块楔形文字泥板，何等震撼！(注17)但这并不绝对，米吉多出土的一把小刀柄、但废墟出土之半块大卫家的碑铭，亦可以榜上有名。所指的震撼性亦可能来自一个感人的故事，列在米高哥根的名单中之玛撒大 (Masada)就是个最好的例子。虽然有学者指玛撒大可能就是指大卫逃避扫罗追杀时的"山寨"(注18)，但使玛撒大被列在重要发现是基于一个960人宁死不掘、集体殉国的感人故事。(注19) 因此震撼性越大，被列入重要考古的名单之机会也就越高。

下期待续 (注1) 例如Manfred R. Lehmann, “The 10 Greatest Archaeological Discoveries,” Claude Mariottini “Top 8 of 2008: Archaeological Discoveries Related to the Bible.” (注2) Michael D. Coogan, “10 Great Finds.”BAR 21:03, May/Jun 1995. (注3) Walter C. Kaiser, Jr. “The Top 15 Finds from Biblical Archaeology.” Contact, Winter 2005/2006. (注4) 亭拿 (Timnah, 即 Tel Batash) 详细的考古可见Ephraim Stern, ed., The New Encyclopedia of Archaeological Excavations in the Holy Land (Jerusalem: Israel Exploration Society, 1993), Vol. 1, pp.152-8. (注5) 哈里特克劳福特著，张文立译，《神秘的苏美人》(台北：知书房，2006) pp.179-202. (注6) 有关洪水的古代之12篇主要文献，可阅 Bill T. Arnold, Bryan E. Beyer, eds., Readings from the Ancient Near East (Grand Rapids: Baker, 2002) pp.13- 70."吉加墨施史诗"载在#12. 李思敬博士于近日考古学讲座亦有藉"吉加墨施史诗"解读挪亚洪水故事，详情看《基督日报》http://gospelherald.com/news/edu-15262-0/ (注7) Elena Korka, Foreign Archaeological Schools in Greece from the 19th to the 21 Century (Athens: Hellenic Ministry of Culture, 2007) pp.123137. David Noel Freedman, ed. The Anchor Bible Dictionary (New York: Doubleday, 1992) Vol. 1, pp.370-2. (注8) Sarah Kochav, Israel: Splendors of the Holy Land (New York: Thames & Hudson, 1995), p.159. (注9) Murat E. Gulyaz, Cappadocia (Istanbul: Kitap Kirtasiye, 1999), Ilhan Aksir, Cappadocia (Istanbul: Aksit Kultur Turizm Sanat Ajans, 1998). (注10) Claude Mariottini “Top 8 of 2008: Archaeological Discoveries Related to the Bible.” (注11) Zvi Greenhut, “Burial Cave of the Caiaphas Family,” BAR 18.5(1992) pp.28-36. (注12) Yucel Akat, Istanbul (Anataya: Keskin, 1997) pp.30-39. Ilhan Aksir, Turkey (Istanbul: Aksit Kultur Turizm Sanat Ajans, 1998) pp.66-71. (注13) I. M. Chatzifotis, Patmos (Attiki: Michalis Toublis, 1996) pp. 54-69. (注14) William H. Shea,“Artistic Balance Among the Beni Hasan Asiatics,”Bible and Spade 12.1-2:1-21. (注15)P. Kyle McCarter, Jr., Ancient Inscriptions: Voices from the Biblical World (Washington, DC: Biblical Archaeology Society, 1996) pp.27-28. (注16) Ibid., pp.131-2. (注17) 吴罗瑜编译，《圣经新辞典》(香港：中神，1982) 下册，748-750页。 (注18) 瑞凡德朗恩著，《让全世界都知道》(台北：救世传播协会，1999) 第三册，46-53页。 (注19) Avramam Negev, ed., The Archeological Encyclopedia of the Holy Land (New York: Presentice Hall, 1990) pp.23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