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永泰博士年青时狂热于电影拍摄，在七十年代与苏恩佩、蔡医等共同创办"突破"培养年青领袖。他涉猎不少范畴，曾任政府顾问、多间大学校董，在多间神学院任教。十年前卸任突破总干事时他再著手创办恩光书院，要培育以基督信仰的世界观创造文化的时代领袖。
梁博士十多年前曾向全球100位知名人士发信，邀请他们各人写一封"给青少年的信"，得到包括Howard Gardner 多元智能教育家等名人响应，记者就势给他提出大难题：邀请他给香港教会、社会领袖、香港青年人及基督教媒体即席写"四封信"。听到题目后他笑说："好！"
本报导是梁博士第一封"给香港教会的信"。他从旧约先知历史说起、再提到香港教会开荒历史。忽然话语一转直刺教会软肋。话题很严肃，内里很热血，态度很直白。
"难民教会"缺乏对时代变迁的洞察力
梁永泰博士从圣经的历史讲起。旧约先知耶利米、哈巴谷处在以色列兴衰交接之时预言南北国将亡国；施洗约翰亦在新旧约交替之间传悔改讯息，他们怀有对时代的转折和变迁的历史感。但耶稣对当世代的评价是"约翰来到你又不举哀，人子来你又不跳舞"，斥责了犹太人对时代的转折感觉麻木，视而不见。
他认为香港教会的情况亦同，并将之形容为"难民教会"。他解释，香港教会的精神根植于50年代从大陆逃难来港的西教士。当时他们建立了教会，并作了大量本地的难民的救济、医疗、教育、青年等社会服务工作，香港教会由此复兴，但缺乏对社会、政治和文化的参与，也因此形塑了只关注属灵和宣教的教会。
他说："我们基本上是一个难民的民族、难民的教会，在这个小的地方去寻求一个安宁。而与我们合作的全部都是宣教士，宣教士就是宣教，他对香港的政府、政治、经济，所有的文化等，是不碰的。所以我刚才讲的旧约的先知、新约的使徒对历史的转折、对时代的变迁的历史感，香港教会是没有这个基因的。我们讲的是灵性的、安逸的，希望神祝福你的。所以我们的讲道与社会处境时代是没有什么连结的。"
他认为香港教会长期以来都是难民心态，追求安定，对社会变迁缺乏敏感度。六七年暴动、八四草签(中英联合声明)、九七回归、二零一九(社会运动)，都导致教会成员大量移民。这种心态使教会与社会脱节，缺乏对本地议题的关注："因为你是寻求稳定安定，所以有什么动静你就走，我们是一个难民的基因。我们不吃人间烟火，最多就是医疗教育。就算教育也是为了布道，为宣教。"
"我们是一个『避难人』，去到英国，我们不会关心英国的政治社会文化；去到加拿大，我们又不关心加拿大的政治文化；去到美国去到澳洲，我们跟本地人没有正式的朋友。我们不会看到加拿大的苦难与挣扎、澳洲原住民的困难，或美国的贫富悬殊、两党冲突……。对我们来说，我们就是一个所谓的华人或者『香港人的教会』。"
与老一辈的抽离心态不同，年轻一代更希望积极参与社会，改变现状。："青年人不同。青年人是想有一个具体的参与。他们是土生土长的，他不是难民。我在这里出生，我甚至觉得要改变。我有份，我是主动的，我有媒体，想拯救世界。教会永远是不讲这些。就这样，鸡同鸭讲。"
神学观忽略对现世的关怀
梁博士又认为香港教会的神学偏向个人化和内在化，强调个人得救和未来的天国，对世界抱放弃的心态，忽略了神对现世的关怀。这种神学观导致教会对社会问题、历史变迁和文化的参与不足："神学上我们以为这个世界会越来越差，然后我们咒诅它，等候神带领我们去到新天新地which is another planet (在另一个星球的)。我们的神学本身是有困难的，不知道神创造这个世界、神救赎这个世界。耶稣道成肉身，将来新天新地都是在这世界renewed (更新)。" 启示录中的"新天新地"并非完全脱离现世，而是对现世的更新。教会应该关注现世的社会、文化和政治，并参与其中，而不是只等待未来的天国。
虽然神学院里也有处境性的教导，但梁博士认为未能落实于实际教会中："神学院里有亚洲的神学、苦难神学、基督的王权、什么终末论……全都是有限公司的。我们缺乏这些神学思考，我们很窄的国度观。Kingdom 是什么？耶稣基督是万有之主，因此我们就要牵涉到万有。但当我们是得益者时我们就不关心，不行动。不是的！希伯来书说，我们要进入祂的苦难，共创，一起去参与，与基督一同作王。我们经常以为将来才作王，不是的，现在要一同受苦和一同作王。"
给香港教会的讯息：祝福万邦
他说："对香港的教会的讯息就是：第一，你要好像阿伯拉罕 Bless the nations(祝福万邦)。"
梁永泰博士指出，上帝与亚伯拉罕和他的子孙的"约"是要通过他们祝福万邦。上帝给的祝福是实质性的，包括子孙、土地、君王和国度，这意味著教会应该成为世界的领袖，积极参与社会成为祝福的管道。他提到先知耶利米劝告被掳的犹太人在巴比伦扎根，建造房屋、生养儿女、种植葡萄园。这表明信徒应该在所在的地方积极参与，而不是逃避现实。
他强调贯穿整本圣经都是集体性非个人性，上帝要让世界所有国度在基督里同归于一。以色列人或基督徒亦只是其中，与其他国度并无别，并不分犹太人或外邦人。 他批评今天教会只关注个人的得救和祝福，福音讯息个人化："我们很个人，信仰简化到只有一张A4 纸，只有几福几律 就解决了。我们没有时代感，没有历史感，没有交错感，就是一个这样的教会，我们只有个人得救和神祝福我。殊不知神起初创造天地是叫人去『共创』的。"
回顾五百年前全世界的尖端学科诸如科学家、数学家、艺术家等几乎全是基督徒，在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等领导历史。但当今教会对世界对历史没有关心："今天最厉害的各个行 业不一定是基督徒，就算是基督徒，信仰都不能进入他的工作，不能进入他的思考。"他用"抽空的信仰"和"离地的教会"来形容。
圣经里的时代领袖以斯拉建圣殿、尼希米建城墙；港督麦理浩在港任期十年间为港带来九年免费教育、十年建屋计划、廉政公署，兴建隧道、郊野公园等长远基建，反观香港教会，福音派圣俗分割，对中国的关怀限于宗教政策会否对自己自由造成牵连，却鲜少切实关心中国的贫穷、教育、医疗、民族政策等："我们缺乏胸襟远视，只会抗议这里那里不公道。睹波我们懂得抗议，同性恋问题抗议……我们懂得去做反对党，就不懂得做君王，做领袖。" 另一方面，自由派教会呐喊公义和平，替弱者抗争，却很少提及立约和救赎，生命素质与灵性。其实个人灵性与集体灵性是相连的。个人救赎与文化救赎是相通的。个人罪恶与结构性的社会罪恶是相关的。创造论与救赎论是同一个故事。救赎论、终末论与天国观是同一个计划。
梁博士又说："总之我们很多东西是分割的、他世的、彼岸的，但彼岸是影响今天的。基督的死在我们身上发动，基督的生在你身上发动。""圣经是充满历史的，我们却弄到教会不重视历史，逃避。好像是在历史上，不知道为什么在历史当中游走了，没有处境性。"
纵观以上，梁博士认为今天香港教会有必要重新思考使命，要从"难民心态"转变为"扎根心态"，积极参与社会，成为祝福的管道。教会应该帮助信徒理解历史的变迁和神的作为，并在现世中成为领袖，实践信仰。教会亦需要突破传统神学的局限，关注更广泛的社会议题，并鼓励信徒在各个领域中实践信仰。
在"第一封信"结束之际，梁博士说："如果你问我写一封信，真是很直白的。其实我们是怎样的基督徒、怎样的教会、怎样的行事为人很值得商榷——就是与上帝在圣经、在历史期望相离甚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