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博士先展示個人生活事件中的壓力程度排行，首四位事件包括喪偶（100度）、離婚（73度）、分居（65度）和親人去世（63度），這些均與家庭息息相關。她指出，家庭出現危機可能導致整個家庭破碎，但並非所有危機都必然轉化為創傷，影響程度亦因人而異，且視乎家庭成員關係的深淺。
受壓力事件影響的不僅是情緒，還可能引發信仰危機。有案主先後失去父親、兒子和丈夫，在極度的悲痛中質疑上帝為何容許這些事情發生。
劉博士提到，創傷所引發的悲傷情緒是一種正常反應，但有些人無法有效處理強烈的失落感，從而形成「創傷性悲傷」（traumatic grief），這阻礙了他們重新開始正常生活的能力。
每個人感受悲傷的程度和持續時間都不同，有些人可能會長期哀悼，失去生活方向，情緒調節變得困難，容忍力降低，容易發怒，這使得身邊的人難以相處，並可能影響家庭關係，甚至導致婚姻破裂。她引例，2014年南韓海難，船上一群年輕的畢業生葬於大海，父母面對失去兒子突然失去了方向，也好像在大海中浮沉。2008年四川大地震發生後十年，有心理學家研究發現，夫婦因失去兒女產生後遺症，對人際關係沒有安全感，而且難以與人溝通，導致不少婚姻破裂。
「悲傷」作為生命轉化的契機
劉博士引基督教思想家魯益師（C.S. Lewis）的話：「悲傷並非病理狀態，而是生命轉化的契機，是心靈重建的歷程。」指出信仰能為悲傷者提供轉化的力量，並以聖經中的拿俄米為典範。拿俄米歷經家鄉飢荒、被迫遷徙、喪夫失子等接連打擊，從備受尊敬的婦人淪為社會底層的寡婦。支撐她繼續前行的關鍵力量，正是來自媳婦路得不離不棄的陪伴與接納。
她特別強調，這種陪伴並非旨在消除痛苦，而是幫助當事人真實地面對悲傷，理解「失去」是人生不可避免的經歷；其次是建立新的生活視角：「雖然生命總有缺憾，仍要追求生命的整全；即使失去所有，仍要持守盼望」；最終實現心態轉變，停止自視為受害者，轉而審視自身處境，發揮個人影響力，既照顧所愛之人，也為自己和後代開創更美好的未來。
在輔導實務方面，劉博士指出傳統「盡快走出陰影」的哀傷輔導模式已顯不足。現代輔導需要正視當事人的信仰困惑，特別是那些與上帝角力的靈魂吶喊：「為什麼偏偏是我？」這種信仰層面的掙扎往往才是悲傷者最需要被聆聽和理解的心聲。
安靜陪伴勝於提供答案
她又提醒在教會中陪伴悲傷者時，牧者與弟兄姊妹需謹記：真正的同行是「同理心」而非「同情心」。她解釋，「同情心」往往隱含自上而下的憐憫，容易將自身觀點投射於對方，無形中拉開彼此距離。相反，「同理心」則需經歷「一入一出」的過程——先切身感受對方的處境，再跳脫出來思考「此刻什麼對他才最有益？」心理輔導如同醫者診病，唯有深入理解當事人的狀態與需求，方能給予適切回應。
然而，人生許多困境本無明確答案。當苦難的原因超越我們的理解時，與其急於解釋，不如學習「沉默的同理心」，承認世界的不確定與混亂，接納「理想幻滅」的真實，並以靜默相伴。劉博士特別提醒：「哀傷不是疾病，同行者的角色也非醫治。」我們的責任不是為對方解釋原因，無須提供解答，只需安靜陪伴。
劉博士指出，「陪伴」是上帝賦予我們的神聖使命，它創造一個安全的空間，讓我們在生命的短暫與虛空中，重新認識這個世界。人生充滿未知，許多事我們無法預備，但在陪伴的過程中，我們得以整理自己的思緒，思考：「我是只看到世界的不公與憤怒，還是仍能察覺身邊的關愛與恩典？」
她認為這樣的覺醒使我們明白：世界並非全然黑暗，而我們所信的神，也並非僅僅是「趨吉避兇、有求必應」的神明。相反，正是在苦難中，我們更深刻地經歷祂的同在，看見祂在我們生命中的工作。因此，無論面對何種挑戰，劉博士鼓勵大家緊記：「上主在我的苦難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