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基督徒艺术家的象牙塔
现代社会中，人们依靠自己的智慧和力量寻找生命的意义。基督教思想家弗兰西斯·薛华（Francis Schaeffer）曾形象地将这种尝试称之为"绝望之线"（Line of Despair）：当人们发现凭理性无法解答生命的终极问题之时，往往会陷入一种迷茫和焦虑的状态，就像走到一条看不到希望的尽头。
可是，作为基督徒，我们是否也容易陷入另一种困境？我们在教会之内，追求个人的灵修和生活安稳，但却常常模糊了视线，看不清外面的世界，特别是那些正挣扎著寻找意义的他者。然而，耶稣的大使命是"往普天下去"，不仅仅是在世俗世界之中建立"飞地"。
回顾初代教会使徒保罗在雅典的经历，或为今日的基督徒提供一些借鉴。面对"满城都是偶像"的雅典，保罗并未只在会堂内批判异教文化，而是"每日在市上与所遇见的人辩论"（使徒行传17:17）。保罗并非机械复述犹太教义，而是引据希腊哲学典句，与当时盛行的伊壁鸠鲁派与斯多葛派哲学家展开辩论，甚至巧妙借用"未识之神"的祭坛作为对话切入点（使徒行传17:23）。这种"处境化"（contextualization）的福音策略，展现了保罗的福音智慧：既坚守基督复活的绝对真理，又以受众能理解的方式重述真理。
今日基督徒艺术家正面临类似的挑战。若艺术创作仅满足于教会内部的审美需求，如果仅仅制作礼拜堂装饰画或圣经插图，便如同将福音存在象牙塔中。真正的基督徒艺术家必须像保罗一样，主动进入"市集"，即当代文化的公共论域。这并非妥协或"随从今世的风俗"，而是一种战略性的"道成肉身"。正如基督取了人的样式，艺术也应穿上时代的外衣，方能触及黑暗中的灵魂。
二、图像时代的挑战
当代文化表达的方式正日趋视觉化。文字的力量诚然不容忽视，但图像的冲击力与记忆度往往更加潜移默化人心。上世纪哲学家海德格尔所谓的"世界被把握为图像"的判断，如今已演变为"世界被简化为图像"——人们透过各种社交媒体、短视频的滤镜认识生活，透过隐藏著视觉文化中的广告定义成功。神学家利兰·莱肯（Leland Ryken）的警告更显迫切："若我们的心被豪宅、名车的图像填满，即使明知生命意义不在于此，行为仍会滑向物质主义。"
艺术家作为图像的创造者，无形中也成为文化思潮的塑造者。艺术作品不仅映射社会现实，更潜化著人们对美、真理与意义的理解和接受。然而，当代艺术在"祛魅"（disenchantment）的现代性冲击下，逐渐丧失超越性维度，沦为消费主义、犬儒主义的附庸。安迪·沃霍尔的《金宝汤罐头》解构了消费神话，班克西的涂鸦揭露战争荒谬，草间弥生的无限镜屋则唤起对存在孤独的觉知。然而，今日的艺术在消解神圣价值的过程中，逐渐丧失其批判锋芒。各种双年展中充斥著以"后现代"为名的符号游戏。达米恩·赫斯特（Damien Hirst）打造的作品《母子分离》，将母牛与小牛切开、放置在装满福马林的巨型器皿里——这些作品虽有观念冲击力，却常陷入"皇帝的新衣"式困境：观众因害怕被视为不懂艺术而不敢提问，艺术家则沉溺于小圈子的黑话互捧。
艺术展览中充斥著虚无的符号游戏，恰如《出埃及记》所描述的景象："百姓坐下吃喝，起来玩耍。"（出埃及记32:6）然而，这种精神的荒芜，更需要一种具有超越性精神的艺术介入。而基督徒若要通过艺术若要发挥影响力，就必须直面这一文化困境。
三、从批判到超越的艺术实践
这种艺术的"处境化"不能是隔岸观火、隔靴搔痒。基督徒艺术家需要切入社会深处——绝非是对文化的妥协，而是以基督内住之"光"穿透时代的迷雾。它更需要基督徒艺术家履行双重使命：
先知的批判：艺术应当像旧约先知一样，用强而有力的视觉语言揭露社会的罪性与黑暗，发出呐喊。以西结曾用身体行为艺术（如侧卧、剃发）预言以色列的审罚，俨然一种"当代艺术"的方式唤醒百姓的良知。同样，希腊哲人狄奥根尼在白昼的街头高举灯笼"光明"，以此讽刺世人的虚伪。今天的基督徒艺术家也可以借鉴这种"先知性"的表达，对物质崇拜、权力腐败等现象提出挑战。
牧者的治愈：艺术不仅要揭露问题，更要参与"缝补世界"的工程。通过"咀嚼伤痛、升华记忆"，艺术能成为"压伤的芦苇"（以赛亚书42:3）的扶持，为破碎者提供希望。这种治愈性的艺术实践，不仅关注个体的灵性需求，也回应社会集体的创伤。
在华人世界，我们发现已经有一些基督徒艺术家在这条路上探索：
岛子在《苦竹》系列中，将十字架与中国文人画的枯笔技法结合，暗喻信仰在苦难中的韧性；其作品《最后的晚餐，不断重复的开始》运用中国水墨材料，同时整合多种相互对抗的形式元素，作品主题既回溯基督教重要历史时刻，又关照当下个体精神体验，邀请观众介入体验和互动。
朱久洋在2011年作品《等待和解的一天》中探讨"创伤"与"和解"的主题。该装置以轰动中国的药家鑫杀人案为背景，通过极简的乡村木桌和两把椅子（购自受害者家属），构建了一个关于正义、宽恕与治愈的沉思空间。
梁以瑚发起"越营艺穗"计划，带领学生于香港越南难民营举办艺术活动；成立了"艺术在医院"，为医护人员、病人和艺术家举办具治疗性质的艺术专案；在2000年代初，她又创办"全人艺动"，利用艺术为不同的小数族裔和新移民劳工阶层充权，具体实践了"你们要彼此担当重担"（加拉太书6:2）的教导。
这些艺术实践表明，基督徒艺术家并非只能停留在宗教符号的简单复制，而是可以深入文化的肌理，成为转化与更新的媒介。艺术不仅要揭露伤口，更要参与愈合。创伤记忆需透过"叙事重构"才能整合，而艺术正提供这种"升华"的容器。
正如薛华所呼吁那样，基督徒应当理解现代文化的困境，并以一种既合乎圣经真理又具有深刻文化洞察力的方式来创作。基督徒艺术家不应逃避这个"堕落"的世界，而应以其作品来揭示人性的真实光景（包括堕落后的破碎和对救赎的渴望），并指向在基督里的盼望和意义的重建。
四、缝补与见证
基督徒艺术家的社会参与，绝非道德主义的说教，亦非乌托邦式的滥情。它需要像保罗一样，既扎根于真理，又俯身触摸时代的脉搏；既揭露世界的伤口，又以恩典之手参与缝合。
在一个被图像统治却意义匮乏的时代，基督徒艺术家被呼召成为"世界的盐和光"——盐要渗入伤口以防腐，光要照进黑暗以显明。艺术若只满足于美学形式或市场价值，便辜负了其最深层的使命。基督徒艺术家应当超越自我指涉的游戏，成为盼望的载体，在"缝补世界"的行动中，见证那一位"使万物更新"的基督。
当代基督徒艺术家从事创作，或许可以从以下五个层面寻求突破：
1）建立跨界联盟：探索与非基督徒艺术家合作的可能性，共同策展类似于"创伤""医治"等主题的公共艺术专案，以此在多元互动对话中彰显信仰的深度。例如，以"创伤与超越"为主题，邀请基督徒与非基督教徒艺术家以某一具体的个人或社会创伤实例作为出发点进行集体艺术创作，在艺术创作活动中实现在艺术的对话与"竞争"。
2）拥抱新媒介：从对新事物的忧虑中，转换主动出击应对。例如，尝试将动画或虚拟视觉技术应用于教堂彩窗叙事，或开发圣经题材的互动电子游戏，利用新技术拓展福音传播的视野。
3）艺术与灵性的操练：通过开设艺术家灵修营等方式，邀请艺术家驻留神学院（例如福勒神学院的 Brehm Center）或基督教文化机构（例如，Lábri 的文化福音事工）帮助创作者深入挖掘"道成肉身"与"创造论"在艺术表现中的潜能，连结信仰与创作实践。
4）创建神学美学评判标准：神学美学如何成为当代艺术批评的一种方法，而不单单只是阐述圣经教义（例如，查常平教授尝试性提出的"世界关系美学"）。
5）践行社会关怀：通过组织如监狱艺术工作坊或难民儿童绘画治疗（例如，梁以瑚博士的艺术项目）等实践行动，将艺术转化为关怀他人、修复创伤的工具，使信仰在关注社会弱势群体中得以体现。
在一个"后真相"时代，基督教艺术的终极使命，是如何成为谎言迷雾中的信号灯——不仅照亮存在的荒谬，更指向那"使无变有"的上帝。这需要艺术家既像狄奥根尼般勇敢地"白昼举灯"，又如好撒玛利亚人般温柔地"包裹伤口"。唯有如此，艺术才能真正跨越圣俗的虚假二分，在缝补世界的工作中，见证十架那"看似愚拙却胜过人间智慧"的大能。
专栏作者陈久双博士，艺术家、艺术批评人。曾就读于清华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曾任教于中国美术学院（2007-2016），先后在牛津大学（2018）、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ISCS（2022-2023）做访问学人；作品曾参加芝加哥国际现当代艺术展、中国现代油画大展等展览。现工作、生活于香港、杭州。
【当代艺粹】专栏由《基督日报》与"香港艺术动力"合作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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