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基督徒藝術家的象牙塔
現代社會中，人們依靠自己的智慧和力量尋找生命的意義。基督教思想家弗蘭西斯·薛華（Francis Schaeffer）曾形象地將這種嘗試稱之為「絕望之線」（Line of Despair）：當人們發現憑理性無法解答生命的終極問題之時，往往會陷入一種迷茫和焦慮的狀態，就像走到一條看不到希望的盡頭。
可是，作為基督徒，我們是否也容易陷入另一種困境？我們在教會之內，追求個人的靈修和生活安穩，但卻常常模糊了視線，看不清外面的世界，特別是那些正掙扎著尋找意義的他者。然而，耶穌的大使命是「往普天下去」，不僅僅是在世俗世界之中建立「飛地」。
回顧初代教會使徒保羅在雅典的經歷，或為今日的基督徒提供一些借鑒。面對「滿城都是偶像」的雅典，保羅並未只在會堂內批判異教文化，而是「每日在市上與所遇見的人辯論」（使徒行傳17:17）。保羅並非機械複述猶太教義，而是引據希臘哲學典句，與當時盛行的伊壁鳩魯派與斯多葛派哲學家展開辯論，甚至巧妙借用「未識之神」的祭壇作為對話切入點（使徒行傳17:23）。這種「處境化」（contextualization）的福音策略，展現了保羅的福音智慧：既堅守基督復活的絕對真理，又以受眾能理解的方式重述真理。
今日基督徒藝術家正面臨類似的挑戰。若藝術創作僅滿足於教會內部的審美需求，如果僅僅製作禮拜堂裝飾畫或聖經插圖，便如同將福音存在象牙塔中。真正的基督徒藝術家必須像保羅一樣，主動進入「市集」，即當代文化的公共論域。這並非妥協或「隨從今世的風俗」，而是一種戰略性的「道成肉身」。正如基督取了人的樣式，藝術也應穿上時代的外衣，方能觸及黑暗中的靈魂。
二、圖像時代的挑戰
當代文化表達的方式正日趨視覺化。文字的力量誠然不容忽視，但圖像的衝擊力與記憶度往往更加潛移默化人心。上世紀哲學家海德格爾所謂的「世界被把握為圖像」的判斷，如今已演變為「世界被簡化為圖像」——人們透過各種社交媒體、短視頻的濾鏡認識生活，透過隱藏著視覺文化中的廣告定義成功。神學家利蘭·萊肯（Leland Ryken）的警告更顯迫切：「若我們的心被豪宅、名車的圖像填滿，即使明知生命意義不在於此，行為仍會滑向物質主義。」
藝術家作為圖像的創造者，無形中也成為文化思潮的塑造者。藝術作品不僅映射社會現實，更潛化著人們對美、真理與意義的理解和接受。然而，當代藝術在「祛魅」（disenchantment）的現代性衝擊下，逐漸喪失超越性維度，淪為消費主義、犬儒主義的附庸。安迪·沃霍爾的《金寶湯罐頭》解構了消費神話，班克西的塗鴉揭露戰爭荒謬，草間彌生的無限鏡屋則喚起對存在孤獨的覺知。然而，今日的藝術在消解神聖價值的過程中，逐漸喪失其批判鋒芒。各種雙年展中充斥著以「後現代」為名的符號遊戲。達米恩·赫斯特（Damien Hirst）打造的作品《母子分離》，將母牛與小牛切開、放置在裝滿福馬林的巨型器皿裡——這些作品雖有觀念衝擊力，卻常陷入「皇帝的新衣」式困境：觀眾因害怕被視為不懂藝術而不敢提問，藝術家則沉溺於小圈子的黑話互捧。
藝術展覽中充斥著虛無的符號遊戲，恰如《出埃及記》所描述的景象：「百姓坐下吃喝，起來玩耍。」（出埃及記32:6）然而，這種精神的荒蕪，更需要一種具有超越性精神的藝術介入。而基督徒若要通過藝術若要發揮影響力，就必須直面這一文化困境。
三、從批判到超越的藝術實踐
這種藝術的「處境化」不能是隔岸觀火、隔靴搔癢。基督徒藝術家需要切入社會深處——絕非是對文化的妥協，而是以基督內住之「光」穿透時代的迷霧。它更需要基督徒藝術家履行雙重使命：
先知的批判：藝術應當像舊約先知一樣，用強而有力的視覺語言揭露社會的罪性與黑暗，發出呐喊。以西結曾用身體行為藝術（如側臥、剃髮）預言以色列的審罰，儼然一種「當代藝術」的方式喚醒百姓的良知。同樣，希臘哲人狄奧根尼在白晝的街頭高舉燈籠「光明」，以此諷刺世人的虛偽。今天的基督徒藝術家也可以借鑒這種「先知性」的表達，對物質崇拜、權力腐敗等現象提出挑戰。
牧者的治癒：藝術不僅要揭露問題，更要參與「縫補世界」的工程。通過「咀嚼傷痛、昇華記憶」，藝術能成為「壓傷的蘆葦」（以賽亞書42:3）的扶持，為破碎者提供希望。這種治癒性的藝術實踐，不僅關注個體的靈性需求，也回應社會集體的創傷。
在華人世界，我們發現已經有一些基督徒藝術家在這條路上探索：
島子在《苦竹》系列中，將十字架與中國文人畫的枯筆技法結合，暗喻信仰在苦難中的韌性；其作品《最後的晚餐，不斷重複的開始》運用中國水墨材料，同時整合多種相互對抗的形式元素，作品主題既回溯基督教重要歷史時刻，又關照當下個體精神體驗，邀請觀眾介入體驗和互動。
朱久洋在2011年作品《等待和解的一天》中探討「創傷」與「和解」的主題。該裝置以轟動中國的藥家鑫殺人案為背景，通過極簡的鄉村木桌和兩把椅子（購自受害者家屬），構建了一個關於正義、寬恕與治癒的沉思空間。
梁以瑚發起「越營藝穗」計畫，帶領學生於香港越南難民營舉辦藝術活動；成立了「藝術在醫院」，為醫護人員、病人和藝術家舉辦具治療性質的藝術專案；在2000年代初，她又創辦「全人藝動」，利用藝術為不同的小數族裔和新移民勞工階層充權，具體實踐了「你們要彼此擔當重擔」（加拉太書6:2）的教導。
這些藝術實踐表明，基督徒藝術家並非只能停留在宗教符號的簡單複製，而是可以深入文化的肌理，成為轉化與更新的媒介。藝術不僅要揭露傷口，更要參與癒合。創傷記憶需透過「敘事重構」才能整合，而藝術正提供這種「昇華」的容器。
正如薛華所呼籲那樣，基督徒應當理解現代文化的困境，並以一種既合乎聖經真理又具有深刻文化洞察力的方式來創作。基督徒藝術家不應逃避這個「墮落」的世界，而應以其作品來揭示人性的真實光景（包括墮落後的破碎和對救贖的渴望），並指向在基督裡的盼望和意義的重建。
四、縫補與見證
基督徒藝術家的社會參與，絕非道德主義的說教，亦非烏托邦式的濫情。它需要像保羅一樣，既紮根於真理，又俯身觸摸時代的脈搏；既揭露世界的傷口，又以恩典之手參與縫合。
在一個被圖像統治卻意義匱乏的時代，基督徒藝術家被呼召成為「世界的鹽和光」——鹽要滲入傷口以防腐，光要照進黑暗以顯明。藝術若只滿足於美學形式或市場價值，便辜負了其最深層的使命。基督徒藝術家應當超越自我指涉的遊戲，成為盼望的載體，在「縫補世界」的行動中，見證那一位「使萬物更新」的基督。
當代基督徒藝術家從事創作，或許可以從以下五個層面尋求突破：
1）建立跨界聯盟：探索與非基督徒藝術家合作的可能性，共同策展類似於「創傷」「醫治」等主題的公共藝術專案，以此在多元互動對話中彰顯信仰的深度。例如，以「創傷與超越」為主題，邀請基督徒與非基督教徒藝術家以某一具體的個人或社會創傷實例作為出發點進行集體藝術創作，在藝術創作活動中實現在藝術的對話與「競爭」。
2）擁抱新媒介：從對新事物的憂慮中，轉換主動出擊應對。例如，嘗試將動畫或虛擬視覺技術應用於教堂彩窗敘事，或開發聖經題材的互動電子遊戲，利用新技術拓展福音傳播的視野。
3）藝術與靈性的操練：通過開設藝術家靈修營等方式，邀請藝術家駐留神學院（例如福勒神學院的 Brehm Center）或基督教文化機構（例如，Lábri 的文化福音事工）幫助創作者深入挖掘「道成肉身」與「創造論」在藝術表現中的潛能，連結信仰與創作實踐。
4）創建神學美學評判標準：神學美學如何成為當代藝術批評的一種方法，而不單單只是闡述聖經教義（例如，查常平教授嘗試性提出的「世界關係美學」）。
5）踐行社會關懷：通過組織如監獄藝術工作坊或難民兒童繪畫治療（例如，梁以瑚博士的藝術項目）等實踐行動，將藝術轉化為關懷他人、修復創傷的工具，使信仰在關注社會弱勢群體中得以體現。
在一個「後真相」時代，基督教藝術的終極使命，是如何成為謊言迷霧中的信號燈——不僅照亮存在的荒謬，更指向那「使無變有」的上帝。這需要藝術家既像狄奧根尼般勇敢地「白晝舉燈」，又如好撒瑪利亞人般溫柔地「包裹傷口」。唯有如此，藝術才能真正跨越聖俗的虛假二分，在縫補世界的工作中，見證十架那「看似愚拙卻勝過人間智慧」的大能。
專欄作者陳久雙博士，藝術家、藝術批評人。曾就讀於清華大學，獲哲學博士學位；曾任教於中國美術學院（2007-2016），先後在牛津大學（2018）、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ISCS（2022-2023）做訪問學人；作品曾參加芝加哥國際現當代藝術展、中國現代油畫大展等展覽。現工作、生活於香港、杭州。
【當代藝粹】專欄由《基督日報》與「香港藝術動力」合作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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