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蔣道弟兄出生於中國浙江温州,曾是當地一間家庭教會的全職同工。疫情之後,他帶著家人離開家鄉,定居日本大阪,一邊工作、一邊傳道,過著「保羅織帳篷」式的宣教生活。
浙江温州曾是中國家庭教會最活躍的地區之一。「福音在温州已經『飽和』了,」他説。
早在1866年,英國傳教士曹雅直(George Stott)受內地會差遣,把福音帶到温州。曹雅直在温州宣教26年,和1882年來到温州的循道會傳教士蘇慧廉,傳福音、建醫院、辦學校,為基督教在中國浙江温州贏得大批信徒奠定了基礎。
「從曹雅直到現在,福音(在温州)已經傳遍了,」蔣弟兄説,如今温州已經有了第四代、第五代甚至第七代基督徒,很多村莊都有兩、三個教堂。

作為第三代基督徒,蔣弟兄對近年的教會發展持審慎態度。在他看來,温州教會「不該把所有資源都集中在本地」。就比如,太多資金投入在教堂建築、外在裝潢上,卻忽略了教會的「軟件」:對傳道人的培養、神學培訓等。「教堂比政府大樓還要豪華,難免成為政治敏感點。」
「蓋了很多大教堂,動輒上千萬甚至上億的投入。」蔣弟兄觀察到,在硬件之外,温州教會的軟體建設嚴重滯後。「很多老一輩的教會負責人,是很敬虔、忠心的工人,他們有一種「為神蓋殿」的情懷,覺得死後留下一個大教堂給兒孫聚會,也算是傳承。」他説,「但耶穌説過:『將來耶路撒冷沒有一塊石頭留在石頭上』,教會不是石頭,而是基督的身體。」
回憶2013年浙江教會十字架被強拆、甚至教堂被推倒的經歷,蔣弟兄認為,這提醒温州教會重新思考,教會應該當資源用在何處。
除了內部資源的錯配,教會也面臨來自外部的高壓。宗教管理部門的政策讓教會疲於應對。最讓他難以接受的,是所有的主日學被強行關閉。
禁止未成年人接受基督教信仰,只允許紅色教育,「這無異於『法老殺嬰』。」蔣弟兄説。中國對宗教自由的管控日益收緊,尤其是在温州這樣的信仰高密度地區,家庭教會成為重點「整治」對像。
這是他走出的原因。「宣教是耶穌給基督徒的大使命,沒有宣教,信仰就失去了力量。」他説。
中日文化有共同的淵源。中日兩國的關系中有一段不堪回首的歷史。從蔣弟兄的觀察看,來日本宣教植堂的,有美國的、香港的、台灣的、新加坡的教會,唯獨還沒有來自中國大陸家庭教會的傳教士。
這種缺席,他認為一方面與體制限制有關,但也與國人心中未解的民族情緒有關。
「就像約拿不願意去尼尼微一樣。」他説,他們兩者是世仇來著。
來到日本之後,蔣弟兄的經歷比他此前預想的難得多。沒有家鄉教會願意支持他在日本開展福音事工。面對現實,他一邊工作維持家庭生活,一邊在網絡平台上傳講福音信息,開始了「保羅織帳篷」的生活。
温州被稱為「中國的耶路撒冷」,温州人也被稱為「東方的猶太人」——走到哪裡,生意就做到哪裡。蔣弟兄也不例外。他的工作範圍涵蓋房產經營、簽證代理,並致力於打造在日華人社區的資源網絡。平時有餘力,他便在YouTube、X(原推特)等社交平台上分享福音信息。
蔣弟兄在油管YouTube的個人頻道分享聖經信息。
日本表面上對宗教冷淡,實則四處可見宗教活動:神社、佛寺、神道教、天理教林立,幾乎無處不在。他觀察到,日本人雖然在形式上「敬畏神明」——例如飯前常説「我要開動了」,看似類似禱告——但缺乏對真理的認識、對救恩的理解。
「日本有太多宗教,卻沒有福音。」他説。
盡管現實孤單,他對日本的未來依然充滿期待。「日本是一個單一民族國家,一旦屬靈復興臨到,影響將是深遠的。」他説,「我一直盼望日本能像過去的韓國一樣,經歷屬靈大復興。」
「這對亞洲,乃至世界的影響是深刻的。」他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