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小有基督信仰的鄧永謙表示,從信仰角度看,拾荒者是履行「治理者」的角色:「上帝創造人類時賦予了治理世界的責任,而他們的回收工作實質上正是在平衡地球資源。儘管他們未必有信仰,但行為本質上是實踐『共善』理念——即是齊心協力為上帝成就美事。
他說:「我深信這些拾荒者其實是在與上帝同工,實踐著我們本該重視的使命。」他續說:「他們比我們做得更前線、更持久。」
香港各區深度走訪 呈現拾荒者真實面貌
《拾荒的人》由「拾平台」與獨立出版社Dirty Press攜手出版。「拾平台」是新福事工協會轄下關環保回收工業最前線的拾荒群體的組織。《拾荒的人》編採團隊在新書分享會上分享到,他們跟來自上水、北角、土瓜灣、葵涌、旺角等不同社區的拾荒者進行深度訪談,將這些故事結集在書中。
書中呈現了這一社會底層群體的真實面貌,打破社會大眾對「拾荒」的刻板認知。此外,拾荒者們缺乏支援、遭受壓迫,此書為此特意透過文字記錄,喚起大眾對拾荒工作的關注,給予拾荒者應有的尊重。
葵涌區舊墟智芳街——72歲蘭姐
採訪者之一的李慧筠接觸了活躍於葵涌街頭、72歲的蘭姐,她說:「我好奇她為什麼加入拾荒行列?社會人士對這群體抱著什麼態度?」
蘭姐1997年之前已經與丈夫一起從事拾荒工作。老伴染上新冠離世後,蘭姐自己一個人繼續出來拾荒。她的工作地點在葵涌區舊墟智芳街一帶,那裡是肉鋪和菜檔形成的小型街市,人來人往車水馬龍,兩旁的商販將卸貨棄掉的包裝物和紙箱堆在街道中心,變成一個垃圾廢棄物的大熔爐。
這條街也被食環署列為巡視重點和驅趕黑點。蘭姐是其中一位被針對的拾荒者。 她在街上多次與食環署職員交鋒,紙皮、手推車被充公,更被謾罵「為什麼要執紙皮?」而蘭姐仍然喜愛這工作,皆因這工作令她有更多自主權,「我想自由身,幾時做都得!」
旺角近太子一帶——陸生
拾荒者中亦不乏男性。現為獨立記者的潘曉彤訪問了旺角的陸先生。
「 陸生 」在旺角近太子一帶住宅後巷執拾紙皮,將紙皮逐塊切割疊好,待翌日晨早便推車仔送到回收舖賣掉,以換取微薄金錢。陸生透露曾被旁邊大廈住客投訴,食環署人員不時前來驅趕,更以阻礙私人地方為由檢舉他。令他最不服氣是執法並非一視同仁:「我問點解人地擺得,我唔擺得?!」他現時惟有將紙皮逐層搬上住唐樓9樓的家裡暫放。
在訪談中,陸生表示加入拾荒者行列之前做過酒樓,由早市做到晚飯消夜,見證香港物質日漸豐裕、經濟起飛的年代;他又自認是「三餸飯始祖」,曾在雅蘭酒店旁邊開檔賣飯。潘曉彤說:「這都反映當年香港的歷史面貌,從小人物看香港大環境、從個體看整體。」
真正需要改變的是「大眾的心態」
鄧永謙表示,這些故事透露出香港社會如何看待拾荒者群體,盼社會大眾能以正面眼光看待他們:「許多人認為拾荒者骯髒、辛苦,覺得這是厭惡性工作,甚至誤以為他們是無家者。但實際上他們並非無家可歸,只是『有家歸不得』,必須等到店鋪關門、丟出紙皮後才能開工,並且要時刻看守手推車,以防『家當』被偷走。」
他進一步解釋,從廣義來看,拾荒者是回收過程的重要一環,若他們消失,整個城市的垃圾處理系統將陷入混亂,街道可能堆滿廢物;從狹義來看,這則是一份從事檢拾的工作。鄧永謙說:「要改變人們的負面態度,或許可以稱呼拾荒者為『環保先鋒』或某種英雄;但我認為『拾荒者』這名稱已深入人心,人們一聽就知是指哪些人、做什麼事。因此真正需要改變的是大眾的心態。」
盼大眾正面、平常心看待拾荒群體
鄧永謙又分享一件趣事。曾有一位拾荒者被《狂舞派》導演黃修平「相中」,邀請他在電影中扮演拾荒的角色,這位街坊在戲中只需「做回自己」,駕輕就熟地完成了他的「戲份」。
他盼大眾視拾荒者為普通人,無須投以奇異眼光。作為社福機構人員,他不會以社工身份去「研究」拾荒者「有什麼問題」,亦不是來「評估」他們的狀況,而是以街坊的身份與他們相處。他笑說:「我看來像個冷氣技工,街坊都以為我是來維修的,大家自然沒有距離。」
政府垃圾徵費恐成「香港集體回憶」
鄧永謙又認為,拾荒者在香港整個回收系統發揮了重要的功能。但政府去年擬推出垃圾徵收費,拾荒者首當其衝受到影響,他們在不同社區搜索的回收物被視為垃圾而需繳費的話,將令他們更難以維生。
他說:「出版團隊希望這群體消失之前,進行實況紀錄將他們的故事延續。」他更希望每間學校的圖書館都能添置此書,讓拾荒成為香港的「集體回憶」。
繼《拾荒的人》新書分享會,「拾平台」將於7至8月舉辦連串活動。其中「真人圖書館」將邀請拾荒者親身述說他們的故事,亦將舉行基層勞工與環保等議題相關的活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