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工聯盟集結坊間力量倡議政策
該民間組織由多個團體及NGO聯合組成，同時吸納關心社會的青年人參與參與，逐步發展成為一個較大規模的民間組織。其行動最初是從舉辦研討會開始著手。
民間組織成員背景多元，活躍於不同議題的關注。2023年底，香港正經歷一波青少年自殺潮，成員們希望為社會盡一份力，由此聚集在一起。2024年2月，她們舉辦了關注學童自殺的研討會，這也標誌著聯盟的正式成立。此後，聯盟招募了一批年輕人，共同探討接下來的行動方向，包括設置街站向社會傳遞陪伴青少年的訊息，以及約見政府官員進行政策倡議，旨在擴大影響力，喚起社會的關注。
民間組織主要聚焦於公眾倡議而非直接提供情緒支援。遇到情緒困擾的學生時，他們會轉介至合作機構進行專業跟進。
空談兒童權利 不如保住他們的性命
民間組織成員長期投入青少年關懷工作，動力源於強烈的社會責任感。作為社工系學生，「關注學童自殺學生聯席」的楊鎧彤原本專注於兒童權利倡導，後來轉向學童自殺議題。她解釋這種轉變：「履行公民責任需要如實地反映兒童處境，促使社會政策更貼近其需求。當我一面倡導兒童發展權、生存權、參與權，一面卻看到每天都有學童自殺的新聞時，意識到必須先確保他們『活著』，才能談論其他權利。」
她又說：「與學生互動時我們深有感觸，這些感受不僅堅定了我們的信念，更希望將這份切膚之痛轉化為社會共同關注的議題，推動各界為預防學童自殺付出實際行動。」
來自社區組織「畫出灣仔」的井川龍一補充道，「兒童權利」這個概念對多數人而言感覺遙遠。他以自身的倡議經歷為例，雖然起初以倡議工作為先，但過程中發現，很多時候學生都不清楚自己有甚麼權利，受到剝削也不敢反抗，明白到光靠倡議並無法真正推動權利。這種反思促使他選擇透過與學童建立實際連結，從而了解需要和提升意識。同時善用不同平台，如校友會等，把握機會繼續推動權利，另一方面與學生同行。
青少年行為不被理解 學校「罰完再罰」
座談會上，三位年青成員認為，青少年面臨的處境往往不被家庭、學校及社會理解。公眾對青少年的一些常見行為如吸煙、飲酒等投以異樣眼光，將這些標籤為「偏差行為」。學校面對學生問題時，慣常做法是「先處罰、再處罰」，甚至連自殺行為也未必能得到長輩理解，在學校可能直接被帶往輔導室，或簡單被歸類為精神異常。
正在攻讀社工課程的組織成員井川龍一認為，學生有偏差行為背後往往涵括各種不同的因素，但社會只會標籤和責備這些學生，卻迴避去理解他們所面對的問題和需求：「沒有人天生就喜歡吸煙或吸毒，這些外顯行為背後隱藏著很多因素，可能單純是大壓力，找不到其他紓壓的方法，可能是缺乏關愛，讓他們轉向同儕尋求歸屬感，卻不幸接觸到不良嗜好。」
他呼籲社會不應止於批判，而應以同行者姿態理解。他認為學校體系已難以協助當代青少年面對問題，因而選擇加入校友會，以實際行動繼續為學生發聲、推動學校改變。雖然一直遭遇校方質疑她回校滋事，但他透過實際行動證明其真誠，即使深夜也願意外出陪伴情緒低落的學生。
青少年相處之道：真誠勝於技巧
楊鎧彤從自身經歷分享，中三時就有成年人真誠陪伴的經驗，使她深刻體悟到與青少年互動重點在「用心」而非技巧：「這不是目標導向：今天一起打機，為了明天談學業，以為達成目標他們便會成長。」
井川龍一完全認同這一點：「青少年不需要你給予什麼，他們只渴望被傾聽。建立關係的關鍵不是只在危機時刻的陪伴，而在於平常的關心，讓他身邊能夠有個不論開心與否，也能夠分享的人，不開心時自然會想到你。」
教會壓縮青少年的思想空間
談到教會面對的青年流失問題，井川龍一認為根源在於教會的體制壓縮了人的自主空間：「其實不需要教會改革，只要大家有商量，感到被重視、從而歸屬於此，建立到歸屬感，他們就會願意恆常在這教會聚會。當發生什麼事情，也會想起教會、願意跟教會分享並共同經歷。如果能做到如此，將能幫助到他們在社會建立人際網絡，否則他們只是來崇拜，而且很快便會離堂。」
身為第二代的基督徒社工成員黃敏靈發現，教會與信徒缺乏民主觀念，信徒領袖因著疲乏與守舊，忽視年青信徒的參與權。這種落差使她意識到：「年輕人在教會缺乏話語權，可是變革通常由下而上發生。」因此她呼籲教會應主動調整既有框架，賦權給年輕一代。
社會人士常說「年輕人不是未來的棟樑」，民間組織成員指正這種錯誤觀念，並強調：「年輕人『已經是』今天社會的棟樑！」對於坊間批評年輕人「躺平」，他們認為成年人更應該反思背後的根本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