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晋豪：阅读是"炼、明、合"的过程
香港圣公会诸圣座堂主任牧师范晋豪透过视频分享阅读与上帝结连的经验，主题为"阅读疗愈"。他透露自己是信三代，初中时期喜欢阅读基督教书籍，寻找信仰的根源。在布道会决志后，阅读对他的呼召成为一种助力。进入中文大学后遇到沈宣仁教授，帮助他整理藏书，并且一起分享阅读的心得。他认为"书本不只有知识，还建立人与人的关系。"
及至在圣公会牧养在教会推动阅读，特别是在大斋期和将临期，鼓励教友一齐阅读同一本书，"上帝透过祂的话语和文字触动人，让一代又一代的信徒回应上帝呼召。"因此，他认为阅读是由个人开始，然后普及化，延伸至教会，最终促成整个教会的复兴。
范晋豪也表示，阅读让他寻找到身份，而与上帝建立关系其实是灵修的过程。他强调整个阅读是"炼、明、合"的过程，并引用第四世纪神学家奥古斯丁的《忏悔录》是重新与上帝认信。这也如早期教父俄利根所指，阅读可净炼杂质，除去污垢，藉著文字的启蒙，引导生命走向光明，与上帝的旨意连结。
他认为每次阅读都是与上帝的对话，是一种自愈，鼓励大家"每天选读一本书做早祷，进行灵性纪律，让神的话语每日清洗自己的生命，迎接世界的挑战。"
陈培德：近代中国基督教文字工作败与成
德慧文化执行长陈培德牧师以"基督教文字工作的影响"为题，从基督教来华传教的历史细数基督教文字工作对教会和社会的贡献，并分三个时期。
第一时期：追溯到唐朝时代的大秦景教传入，一度兴盛直至唐武宗会昌灭佛，使景教自此绝迹。
第二时期：天主教耶稣会在明末清初与儒学者及皇室人员交往，展开传教工作，但最终因与皇室关系恶化而告终。
第三时期：1807年，基督新教传教士马礼逊来华，将礼仪、语文、教育带入中国，并翻译整本新旧约圣经，出版报刊，为宣教建立规模打下基础，其中1919年出版的和合本圣经也对推动白话文运动产生了影响。
进入二十世纪，1922年至1927年期间，中国知识分子和学生发起反洋教，展开非基督教运动。当时华人教会的重要人物张文开在广州加入美华浸信会出版社，出版《真光报》。陈培德表示，张文开文笔锋利为基督教发声，写出百多篇护教文章，总字数达100万，论战反对佛教作为中国国教及反科学。
在1970年代，差会与华人交接的年代，港台两地的差会相继将文字工作交托出来。本土的出版机构例如突破运动、宇宙光、两地的基督教联合书展相继出现。
21世纪的马礼逊在哪里？
然而，文字工作一直是脆弱的一环，香港曾经有100多间书室，后来陆续转型为卖礼品，一些教会更质疑"买卖是商业行为"，拒绝基督教书室在教会摆书摊。
随著网络时代和移民潮的涌现，加上人工智能对新闻真伪的威胁，如何推动信徒阅读的风气，基督教文字事工该如何发展，陈培德直言："不知怎样做。"希望与教会互相支持成长，并且感慨昔日的马礼逊、张文开，出版界的前辈如今又在哪里呢？
李玉泉："顾客为本"宣传策略
香港基督教零售业协会董事李玉泉则主讲"数码时代的市场营销"，认为实体书是将文字植入头脑的过程，网上阅读则是一种粗略的检阅。不过，他认为数码形式的阅读和写作已成为习惯，且具其优点。他提到研究数据分析指出，人们对于阅读信息的接收能力占八成，检阅接收能力则仅占两成，因此数码形式的阅读仍无法及于实体书籍。
因此，重点在于宣传策略，李玉泉的宗旨是"顾客为本"，并分享近月去澳门、马来西亚怡保、马六甲举办的圣经书展"圣书二百福遍四方"。他亲自搬书、布置场地等工作，自言："因为我为主工作，做完后人的生命都改变。"
李玉泉指出，在当地受到尊重但在香港鲜见，继而多番质疑："文字宣教，可惜教会没有支持做文字宣教的人！"疫情期间租金未减，教会又有错误思想认为"你们做买卖"，他直言："做文字工作揾不到食，如果全中国都做文字工作是怎样的景象呢？"
梁美英：坚持、关系、合作 祝福后代
在回应的部分，道声出版社社长梁美英牧师透露在文字出版事奉了16年，见证了很大的转变，"以前国内的人逛书展一喼一喼买书，2019年社运之后影响很大，加上移民潮……入职时，出版趋势已转向电子书，但现在不蚀已算很好了。"
她提到在人工智能的年代，相信人工智能无法取代人类的工作，现阶段无需过度担心工作岗位被取替，但要有心理准备迎接转变。
对于范晋豪牧师认为好书和读者是一种关系，梁美英指出："如果出版书的人都没有生命力，不觉得是好书，怎样叫人睇呢？"归根究底是生命影响生命，所以人工智能取代不到人，如果 一个人没有使命地去做就会转工了。
她回应陈培德牧师时表示："不确定谁是当代的马礼逊，但相信未来总会发现这些人的故事，当年马礼逊也不知道展开的事工被后人称赞。"
还有李玉泉提出的"顾客导向"市场策略，梁美英表示尝试在市集、码头和商场办书摊，强调出版界需要多方合作，例如教会、社会服务和学校，将使命传递开去。
"出版的前景似乎不佳，但我告诉自己要坚持，更重要的是把握时机。"梁美英最后强调三件事：坚持、关系、合作，今天的努力是为了成为后代的祝福。
答问环节：基督教出版属中小规模未能应用AI
在答问环节，本报询问现时基督教出版界对人工智能应用的情况，包括文稿校对、如何减低误差率、筛选敏感字眼、市场应用方面分析读者需求，以及厘定出版题材等。
陈培德回应表示，个人对人工智能在出版上的应用有保留。他认为:"AI仍然是比较初步的过程，需要找一个可靠的AI来进行校对，这显得复杂，应用程度还是低的，除非某个AI软件与出版人合作了一段时间，或许对减低文稿错误会有帮助。"事实上，一般的电脑软件可以执出错漏，用于货仓管理的软件也可能会有帮助。例如，在美国的大型出版社，可能利用铁路运输来管理出版流程，但在香港的基督教出版社属于中小型规模，未必能够应用得上。
李玉泉则认为AI在文稿执漏上具备某些功能，但应用在翻译上则未必可行，因为每一本书都有其独特的词汇，无法将全本书直接翻译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