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討靈修文學的一個新方向 編輯室 2009年6月9日星期二 上午11:25 根據「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上所記載的年代是唐朝貞觀九年（主後 635年），此碑是明朝天啟五年（主後1625年）在西安發掘出來的。換句話說中國基督教文字事工遠在唐朝已發展，到如今已有一千四百年之久了。1907年，即「五四」運動之前， 聖經和合譯本出版。其翻譯的宗旨是「比以前譯本更適合為普通流傳。」除去文言難懂的字句而應用「普通話」是基督教傳入中國以來最為重大、也是影響最深遠的一件大事。和 合譯本中文聖經對教會的創立和發展都有不可磨滅的貢獻。 基督教的文字事工從文言到白話，再由筆墨到用電腦，尤其是電子傳媒比過去用筆墨更加快速、廣泛。因此，倘若文字事工不能趕上時代的步伐，就會使許多人的靈魂隨流失喪。 這是何等遺憾的事啊！ 回想我自己的蒙恩、蒙召都與文字事工有密切的關係。青年時代的我熱愛文學，令我記憶猶新的是小說《約翰•克理斯朵夫》的高尚情操深深觸動我的心靈。與此同時，我對基督真 道產生了一種濃厚的興趣。在上海居住期間，我曾經到基督教的廣學會圖書館看書。其中有一篇見證講述母親為她患重病的孩子禱告，終於得到了醫治。這一神跡給我的印象非常 深刻。此後有一天我路過教堂時被人拉去聚會，那次是我第一次聽道，因著神的話：「神愛世人，甚至將他的獨生子賜給他們，叫一切信他的不至滅亡，反得永生。」我就立刻決 志信主，從此脫離罪的捆綁，成為一個新造的人。後來看到聖經上耶穌所說的，「要收到莊稼多，作工的人少。」我就獻身去讀神學。 這一過程中文字事工在我的生命裏產生了無形的作用。神學畢業以後，我蒙召去綠島傳道，在那歲月中，我堅持讀屬靈的書籍例如《戴德生傳記》。離開學校以後，我靈命上的造 就都是從書本上得到的。因此，屬靈的書籍是繼續教育我的老師。 後來，因看見文字事工的重要性，我自己也成了以寫作來傳道的一分子。我曾思想例如舊約中的「以斯帖記」是單行本，可能許多人直覺的會感到這書太世俗化，因為書中找不到 一個「神」字。但在冥冥之中，我似乎是循著這一方向來為主耶穌寫作，當然有的編輯認為我的作品儼然與文學混在一起，其實這不是我的創見，乃是我是從「以斯帖記」所領受 到的。我認為現代有多人一看到屬靈的書本就產生抵觸心理，但倘若用文學趣味對屬靈書籍進行「包裝」的話也許就會吸引很多讀者去看。書本中的一字、一句、一段在讀者心中 發生了作用就會使一個未信的讀者下意識的對基督的道發生興趣，甚至立刻悔改信主。 21世紀的基督教寫作是否應該採取「以斯帖記」作為一個新的方向，給世人一種新的感受，使世人的觀念一新，因为靈修文學並不是道貌岸然的，而是高尚的有文學情操，也是一 般世人所喜愛的文學讀物，這樣就容易達到文字傳道的果效。我想，假如和合本聖經當初照傳統的文言翻譯，早就與時代脫軌了。這是值得我們省思的一個問題。 馬丁路德說：「魔鬼忌鵝翎」。古代鵝翎是筆的代用品，1517年10月31日，他在威頓堡的教堂貼上了九十五條款。從此，「義人必因信稱義」（羅1：17）改變了整個歐洲，千萬人 從天主教曲解聖經的捆綁中脫離了出來。這樣看來，「魔鬼忌鵝翎」與中國「一筆抵千軍」倒是有異曲同工之妙。所以，我認為文字工作是不可藐視的，它也同樣需要異象！ (作者：俞敬群牧師,本報專欄作家) 分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