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于5岁女童被虐杀案件，法律改革委员会就相关改革法例咨询，并于今年4月完成报告，建议定立《没有保护罪》，在新建议之下包括"强制通报虐儿机制"，要求同一屋簷下的照顾者有责任通报怀疑虐儿事件，例如佣工，法例同样涵盖老师和社工，有关人士一旦通报事件，便没有刑事责任。
张达明：投诉增多忽视真正虐儿个案
明光社就《没有保护罪》是否有效方式保护儿童，举办"保护儿童加强各界的意识"交流会，香港大学法律学院首席讲师张达明分析《没有保护罪》利与弊。
现行法例可以处理虐待儿童个案，但未必将犯案者谋杀或误杀入罪，只能用《侵害人生条例》（27条），鉴于跟儿童同住或有多人，难以确定施虐者是谁，只能构成犯罪行为。老师、社工接触学生时间有限，未必清楚儿童受虐的情况而负上刑责。
他又指，在外国强制通报法例针对老师、护士、医生、警察，法例且保护通报人有法律豁免，举报不会视为诽谤，通报个案因而增加但有滥用情况，不过香港暂时未出现。
对于强制通报机制，张达明认为好处是帮助儿童免受伤害，但必须有足够的配套资源来跟进，例如警方接受专业训练识别案件属于虐儿与否，加上移民潮专业社工流失，政府需要在配套措施上增加资源。
张达明称："除非增加人手，否则单凭引入通报机制担心弄巧反拙，专业社工处理大批投诉，反而忽视了真正虐儿个案。"
苏艳芳：疫下个案未显实况
香港基督教女青年会总主任苏艳芳分享与学校、家长、儿童协作的挑战，认为加强公众教育比刑罚有效。
她引用社会福利署2020年统计，跟进个案共940宗，受害人近六成为女性、男性占四成三，主要是身体受伤害、性侵犯；施虐者近六成来自父母，其余是没有任何关系人士、同学、朋友；个案地区集中在观塘、元朗、油尖旺、深水埗。相对2019年受虐个案近1,000宗，反映疫情下老师、社工面见儿童机会减少，未必察觉到问题。
苏艳芳表示，虐儿个案普遍，老师、社工、医护遇到怀疑虐待个案，按照保护儿童免受虐待指引及附件通报、咨询、转介。她自言，他们会留神察觉受虐儿童身体的状况、情绪表达、行为表现、照顾者的能力与态度、环境因素来评估。
跟进时间缓急影响效果
社工跟学校协助启动程序时有困难，担心家长负面反应，老师处理掌握时间快慢 也有影响。若太急未了解清楚事情通知家长，惊动施虐者带来反效果；太慢错失黄金时间，学校亦没有清晰机制以及谁做决策；另有校长担心影响学校声誉。
与家长协作方面，假如施虐者是父母，女青会联络非家庭成员，除顾及家长感受也需及早沟通，包括约见施虐者倾谈。
与儿童和学生合作时，学生碍于表达未能全面描述事件，也要注意留院安排，疫情下没探访并且影响上课。
加强家长、公众教育提高保护儿童意识
对于《没有保护罪》，苏艳芳认为实行强制情报机制有挑战，需要搜集更多资料识别个案，尤其是心理伤害非表面辨识到的，也需要配套设施，例如女青通报后谁人去做、怎样做？家长较多信任学校，如何跟学校社工与老师配合很重要。
她指，社署每年提供虐儿专业培训，提高意识揭发个案；此外家长及公众教育很重要，效果比起用罚则强制来得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