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过讲解与现场示范，这些跨越世纪的灵魂之歌再次回响，启发听众反思其对当代教会敬拜与信徒生活的深远意义。
圣诗巨匠的诞生
讲座首先由梁逸轩勾勒出查理士．卫斯理（1707-1788）的生平轮廓。这位牛津大学的高材生，不仅是其兄约翰．卫斯理推动循道运动的得力伙伴，更是一位极为多产的圣诗作者，一生创作了约6500首诗歌，数量与质量均令人惊叹。
梁特别指出，查理士虽是循道运动的核心人物，却终生保留英国国教（圣公会）牧师的身份，这反映了他与体制教会的复杂联系。其个人的属灵转变经历，更是他创作大量充满真挚情感与神学洞见诗歌的源泉。
接著，梁逸轩将视野扩展至十八世纪的英国。那是一个充满变革与张力的时代：大英帝国正凭借海权与殖民扩张崛起，社会结构经历转变；宗教方面，英国国教虽居主导地位，但内部亦存在形式主义与属灵冷漠的问题。《宽容法案》虽允许非国教徒的存在，但宗教氛围仍相对单一。神学上，加尔文主义的预定论与卫斯理兄弟所持的阿民念主义之间的论辩，塑造了当时的思想景观。
当时教会的音乐实践，常流于格律诗篇的单调颂唱，或由少数诗班成员和管风琴主导，普遍信徒的参与度有限。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卫斯理兄弟的圣诗运动如同一股清流，旨在唤醒沉睡的灵魂，重燃敬拜的热情。
约翰．卫斯理的"歌唱守则"
约翰．卫斯理将全体会众参与歌唱视为敬拜生活和属灵成长不可或缺的一环，甚至为此定下著名的"歌唱守则"。这些守则要求信徒：要先学会正确的曲调；要准确、齐心地歌唱；要热诚（lustily）且充满信心地唱，不胆怯、不炫耀；要心存谦卑，单单为讨上帝喜悦而唱；要跟随领唱者的速度与节奏，避免拖沓懒散。
原来，约翰．卫斯理初期对专业诗班和复杂乐器如管风琴持审慎甚至反对的态度。梁逸轩解释，这是因为约翰担心这些会削弱会众的参与感，令敬拜变成表演而非真诚的敬拜。此外，他极力推崇简洁、易学的曲调，并常常在露天场合带领群众歌唱，目的就是为了打破教堂的藩篱，让信仰的歌声响彻在普罗大众之间，实现"人人皆祭司，人人皆歌者"的理想。
查理士．卫斯理圣诗的广度与深度
梁逸轩指出，查理士的诗歌远不止于我们熟悉的节庆名作。当然，像圣诞颂歌《新生王歌》（Hark! The Herald Angels Sing）、复活颂歌《主复活》（Christ the Lord is Risen Today）以及深刻描写神人关系的《神圣纯爱》（Love Divine, All Loves Excelling）等，都是其代表作，体现了其对基督生平、救赎大功和神圣之爱的核心关注。
梁更进一步挖掘了查理士诗歌宝库中较少为人知的面向。例如，他能将整段圣经经文（如以弗所书第六章关于属灵军装的描述）巧妙地融入诗歌，使其成为可唱诵的教义与劝勉。他也为信徒人生中的重要时刻，如洗礼、坚信礼、婚礼、丧礼等创作诗歌，让信仰的表达贯穿生命的始终。
最令人惊讶的是，查理士的笔触甚至延伸至当时的政治与社会现实，他曾创作支持汉诺威王朝(House of Hanover)、为国家在战时祈祷、表达爱国情怀甚至带有反法、反天主教色彩的诗歌。这些作品充分显示，在卫斯理的观念中，信仰并非遁世的慰藉，而是与家国命运、社会脉动紧密相连的。
古韵新诠：旋律、格律与今日演绎的思考
讲员也探讨了卫斯理圣诗的音乐形式及其流传演变进。梁解释了"格律"（Meter）在圣诗中的作用——如同诗歌的骨架，使得不同歌词可以配上相同格律的曲调，极大地方便了传唱。
他提及了卫斯理兄弟出版的重要诗集，并特别强调了一个常被忽略的事实：约翰．卫斯理本人偏爱那些质朴、易学、能让最多人参与的曲调，故此今日信徒耳熟能详的歌诗、尤其是一些维多利亚时期的作品原非卫斯理时代的原配旋律，只是配唱了卫斯理诗词。
梁也谈到了卫斯理圣诗在华语世界的翻译与传承，提及了早期传教士如裨治文（George Piercy）的贡献，并呼吁当代的华人信徒珍视这份属灵遗产，积极投身于更精准、更具感染力的翻译工作，甚至鼓励创作具有卫斯理精神、回应本土处境的新圣诗。
最后，梁逸轩总结时再次将思考引向当下。卫斯理圣乐的核心精神——敬拜乃全体参与、发自内心、满载神学真理的群体歌唱。那么，现代教会的崇拜音乐是否过于注重舞台效果和专业表演，而牺牲了会众的投入感呢?在追求音乐技巧的同时，是否淡化了诗歌本身的神学信息与属灵分量？教会如何在追求音乐卓越与确保人人可及、人人参与之间寻找平衡？
梁认为，卫斯理兄弟当年所面对的挑战，在今日社会及教会中仍以不同形式存在。因此，重温卫斯理圣乐的传统与精神不仅是"怀旧"，更能汲取智慧与力量，去面对当代的挑战，重新点燃会众敬拜的热情，让信仰的歌声再次成为改变生命、转化群体的力量。
叶菁华教授：情感、恩典与亲密关系的深化
叶菁华教授随之从神学与属灵经验的角度，进一步深化对卫斯理圣乐的理解。叶教授首先强调，循道信仰一个显著的特色，是其充满情感的表达，而歌唱正是这种情感信仰的重要载体。他引用卫斯理的观点指出，歌唱不仅是情感抒发，更是上帝赐予恩典的途径（Means of Grace），与领受圣餐、祷告、读经等属灵操练同等重要。这意味著，唱诗本身就是一种经历上帝同在与作为的方式，而不仅仅是崇拜中的一个环节。
叶教授特别以查理士．卫斯理的名作《耶稣，我灵魂的爱人》（Jesus, Lover of My Soul）为例，深入阐释了卫斯理圣诗中常见的那种极其个人化、亲密无间的与基督的关系。他指出，"灵魂的爱人"这种表达，在当时的宗教语境下是相当大胆和突破性的，它将信徒与基督的关系描绘成一种深刻、活泼、甚至带有浪漫色彩的亲密连结。这种表达并非空泛的情感宣泄，而是植根于深刻的神学认知——耶稣基督是信徒完全、唯一的倚靠与避难所。
叶教授联系到早期循道信徒常遭受讥笑、逼迫甚至身体攻击的历史处境，指出在狂风暴雨般的敌意中，唯有紧紧倚靠主耶稣，才能找到真正的平安与力量。《耶稣，我灵魂的爱人》正是这种在患难中寻求并经历基督同在的真实写照，因此对于感到孤单、被误解的信徒而言，有特别的安慰与陪伴力量。
叶教授亦简要对比了不同时期圣诗风格的演变，指出相较于早期如以撒．华滋（Isaac Watts）较为客观描述的作品如《奇妙十架》(When I Survey the Wondrous Cross），卫斯理的诗歌更强调主观经历和个人与基督的直接关系。而相较于后来十九世纪美国福音诗歌中某些可能更侧重个人决志或情感的表达，查理士．卫斯理的作品始终融合了丰富的礼仪传统、深刻的个人经验以及坚实的神学基础。
叶教授还提及了另一首深受喜爱的诗歌《千口和声》（O For a Thousand Tongues to Sing），并特别赞赏了刘景放的中译版本，显示了优秀翻译对于传承经典的重要性。
跨越时空的信仰力量与艺术魅力
此次讲座音乐会不仅是一场知识的盛宴，更是一次灵性的共鸣。来自各循道卫理会的堂会的诗班成员也参与现场献唱，悠扬的圣乐在教堂空间中回荡，将卫斯理兄弟推崇的"万民歌唱"精神活现眼前。
讲座音乐会在热烈的掌声与共同的歌咏中圆满落幕，与会者不仅深化了对卫斯理圣乐遗产的认识，更亲身体验了跨越时空的信仰力量与艺术魅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