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突破機構總幹事梁永泰，早年攻讀傳理及電影藝術，參與突破青年文化運動多年，他向本報表示，《給十九歲的我》是一套具有教育意義的影片，激發社會爭議實屬不幸，並從法理情角度分析電影引起爭議的問題。
這電影捕捉中學生的成長爭扎，與父母的關係，自己的理想和面對的挑戰，對母校的愛眷和反叛，十分真實，對劇中人十分肯定，讓她們發聲，難能可貴。
法理處理爭議 導演遷就主角感情
梁永泰認為，香港是法治社會要守法，如果有同學和家長簽署同意書容許電影出街，卻因著多年後人的情緒變化而推翻先前的協議，那麼要在法律基礎下處理。
他相信：「導演張婉婷事前做足功夫，同意書的條文一般都是大方向的，包括製作自由及公映版權，由於電影拍攝及製作歷時十年，人的情緒會起變化，不論是校長、導演、主角都會出現變數，因此簽署同意書是對各方面的保障，讓拍攝有程序，只要大家雙方認同以便進行，若有人反對便必須以法律為依據，並非以個人的情感行先。」
在情感方面，電影早於去年9月優先上映，主角聲稱去年8月才首次看到電影，直至今年2月公映，當中有幾個月時間，導演有足夠時間給她們消化情緒，梁永泰認為張婉婷已經做足功夫，遷就劇中主角的感情。
紀錄片：主角價值觀非佔全部
至於有指電影出街前未經當事人觀看，拍攝紀錄片導演有審定權，憑她的智慧來做判斷，拍攝的鏡頭、角度都由專業的團隊取捨。
梁永泰表示：「劇中人物簽了同意書接受拍攝後，她的生活就已經是透明了，斷不能說我坐在這裡才可以開鏡頭拍這個角度，因為每一個人都有不同的要求和價值觀，而記錄片主角的意見和價值觀只佔其中一部分；版權方面相信也經各方共識簽署和認同。」
有教無類不代表威權主義
坊間亦有不少評論，對導演、校長的處理手法非議，認為她們以家長式、權威壓倒女生。梁永泰認為這不代表威權主義來臨，也不要將這事件放入權威管治和個人自由之爭的架構內，單一的事件也不代表社會出現兩代之間產生矛盾。
他指：「英華校長、老師、家長原意是好的，沒有行使任何威權，我看過首映，電影記錄了學生成長的歷程，如何變成一個成熟的人，對香港社會和教育都發出正面的訊息，所謂有教無類。」
其實一件事情可以多角度看，梁永泰期望大家只當一個故事來看，所謂故事就是每個人自己的成長心路歷程，都是真實的沒有絕對，沒有對與錯。
「故事屬開放的，大家看故事的時候抱著開放的心情來給意見，不宜絕對化，因每一個人的成長片段不同，無須說誰對誰偏頗，只要不分敵我、接納多元聲音，未來的香港就會吸納更多的創意人才來了。」
